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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成

时间:2019-09-15 18:22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
 
编者按:本刊将陆续刊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成果的精彩内容,本期刊发对日本前驻沪副领事柴田的采访,他因暗中支持犹太难民而遭受迫害。
 
柴田回忆自己因暗中支持犹太人而被捕的经历
 
我与犹太社团以及上海的其他外侨如英国人均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因此有人一直指责我对“敌对人士”太“友好”。在犹太社团中,我与亚伯拉罕(Rubin Abraham)和海亦姆(Ellis Hayim)关系较密切, 来往也较多。

在上海的日本官员中,比较了解犹太问题、并与犹太人保持良好关系的是海军陆战队的犬冢大佐,因此许多涉及犹太人的问题往往请他处理。他与亚伯拉罕和海亦姆的关系也不错。在他离开上海调往海军后,宪兵队填补了这个空白,对犹太人的态度明显变坏。

1942年夏,德国人来到上海,向我们提出了“解决”犹太人的计划。我记得,是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和普特卡莫(Putkammer)提出了具体的细节。大家都知道梅辛格,因为他在东京工作过,但不太知道普特卡莫,我也不太清楚此人的详细情况。他们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先把上海的犹太人“控制”起来,然后把他们丢到无人居住的小岛上“自然消亡”。后来又有各种说法,如在崇明岛建立集中营关押犹太人,将犹太人送到黄浦江上游的废弃盐矿做苦工,等等。这些说法我都听到过,但我并没有看到过书面的计划。不过,我可以肯定存在这个计划,因为对我讲这个事情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而且他们中有人还参加了与梅辛格等人研究“计划”的会议。

后来,情况更趋严重,因为宪兵队对波兰犹太人“闹事”[1]十分恼怒,准备对犹太人“采取措施”。我不清楚他们是否要按照梅辛格的计划做,但这种可能无疑存在。于是,我就把梅辛格来沪策划屠杀犹太人的事偷偷告诉了我的犹太朋友。我们还在斯皮尔曼家里开了一个会商议对策。 参加会的有托帕斯、比特克、佩雷茨、卡迪格、考夫曼。

几天后,我们都被宪兵抓了起来。据说,有人走漏了风声,听说此事的人便去向宪兵首脑询问,结果把我们私下开会的事泄露了出来。宪兵首脑对尚未确定的计划过早曝光勃然大怒,下令把我们抓了起来。当然,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我的“罪责”最为严重,被指控犯了“叛国罪”。我在提篮桥监狱被单独关押了40天,还遭到了拷打。听说参加会议的其他人都被抓了,托帕斯还遭到了拷打。我在监狱中还见到了海亦姆,我们当然不敢说话。他并没有参加会议,不知为什么被带到监狱,也许他们要询问他与我的关系,甚至他与犬冢大佐的关系。

最终,我被押解回日本。他们警告我,50年内不得回到中国,否则将被处决。也许,他们认为50年后日本还在统治中国。实际上,三年后战争就结束了。所以,我当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中国。

这里还要告诉你,我的夫人是中国人。战争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没有举办婚礼。直到战后,我们才举办了正式婚礼。我想,这也许是宪兵队一直对我“另眼相看”的一个原因。
 
(转引自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和中国“模式”》第379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此文摘自美国学者马文·托克耶采访日本原驻上海副领事柴田(Mitzsugi Shibata)的记录,采访日期为1976年5月14日,地点是东京。)
 
以色列新公社:“城市集体农庄”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8月2日报道,在这座沙漠城市的中心,这个穿着毛边短裤和凉鞋的小伙子按下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的安全密码,跃上三阶楼梯,宣布:“这就是我们的集体农庄。”

把集体农庄建在“开发镇”

以色列标志性的集体农庄是以农业为主的绿色社会主义合作社,帮助开垦了建国前的以色列,并且划定了这个国家的边界。
然而,在这个所谓的“城市集体农庄”,16名成员住在这里的四套公寓里,包括带孩子的成员;另外14名成员住在不远处的另一幢楼里,还有少数人住在附近的公寓里。他们不仅“共享”生活空间,而且分享一些财产,收入归集体所有。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为自己建设富裕的集体生活,并且是在以色列所谓外围地区的低收入、服务水平低下的城市环境里做到这一点,目标是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特别是通过教育手段。

穿毛边短裤的尼尔•萨博2005年帮助创办了这个集体农庄。他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过充满意义的生活,感觉我正在做改变现状的事,而我就是在这里做的。同样重要的是,我带着这些梦想,和朋友们一起去实现。”

报道称,在过去20年里,以色列各地建立了大约220个城市合作社,其中有些采取了集体农庄和共享经济公社的形式,有些采取了个人或家庭的形式。他们经济独立,但生活在同一幢公寓楼或同一个街区里,把自己视作一个整体。

这些合作社区大多位于所谓的“开发镇”,远离以色列中部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些城镇被视为该国的落后地区,对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明显具有吸引力。但是,越来越多加入这些合作社的人说,他们选择生活在这些街区和城镇,恰恰是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对以色列社会产生最大的影响力。
从教育入手致力改造社会

萨博在特拉维夫郊区的奥诺镇长大,他走过自己所在的集体农庄大楼宽阔的屋顶平台,上面摆满了种着草药和西红柿的盆栽——这也许是对最初的集体农庄运动的起源表达的唯一敬意,该思想不仅植根于集体平等生活,也植根于耕作土地。
报道表示,萨博的集体农庄是“自由以色列”运动的16个农庄之一。“自由以色列”组织的成员毕业于“以色列工作学习青年联盟”,后者创立于1924年,是社会主义导向的大型青年运动。“自由以色列”的工作重点是当地学校的教育,但也包括对高危青年的教育和对成年人的职业培训。

吉拉德•佩里是“自由以色列”运动的领导人,本身也是一个教育集体农庄的成员。佩里说:“今天的集体农庄非常宜居,有漂亮的游泳池和很高的生活水平,棒极了。但是,如果你现在谈到……开拓,那体现在街区、在学校、在于更新对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意义的认识。”他说,加入城市集体农庄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依恋感——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生活是一体的”。

贝尔谢巴的一幢高层公寓楼里生活着一个17年前建立的社群——“卡玛”。它已经从住在不同公寓的单身青年发展成为15个有孩子的家庭。

这些成年人大多是教育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安息日晚餐是一起吃的,每周都会开会讨论问题并相互通报生活中的最新情况,成员们创建了自己的仪式欢迎社群里出生的孩子和庆祝小学开学,他们都为紧急基金捐款以帮助有需要的成员。他们的公民项目包括创办贝尔谢巴的第一所合作社幼儿园。

训练有素的社会工作者贝拉•亚历山德罗夫说,她八岁从拉脱维亚来到贝尔谢巴的时候,根本不打算生活在这里。她说:“我以为以色列是个从树上往下掉香蕉和椰子的地方,可我来到这里,看到一个有吸毒者和街头垃圾的可怕社区,我想尽办法要离开。”
但她几年前听说了“卡玛”,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分享了安息日的节日餐之后,产生了兴趣,最终加入了这个组织,并且接任了城市合作社体系“国家与城市”的负责人。

对她来说,成为“卡玛”的一员有一种深切的充实感。
 
   (转引自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9年8月2日)
 
最近阿联酋与中国的交易会对中东的创业企业产生什么影响?
 
在最近一篇关于万达的文章中,我讨论了中东最终将不得不在美国和中国的技术之间做出选择。似乎本周阿联酋就做出了选择,与这家位亚洲巨人签署了几项高调协议。

阿布扎比王储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本周一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为期三天的访问目的是发展两国间的合作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40余名阿联酋政商界高官出席了论坛,签署了16份谅解备忘录,价值数十亿美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迪拜埃马尔(Emaar)地产公司、“Noon.com”和“交响乐投资”(Symphony Investment)的主席穆罕默德·阿拉巴(Mohamed Alabbar)签的协议。

迪拜购物中心的业主埃马尔地产公司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签了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的协议,开发整个机场的住宅和休闲设施。
在线购物公司“noon.com”与中国新石器(neolix)科技公司合作,试验用无人驾驶运载车辆来投送公司的产品。“Noon”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内在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推出并试用新石器公司的自动运载车,这是该技术首次在中东使用。新石器公司成立于2015年,自那时起就开发并生产商用自动驾驶车辆。该公司以在自动驾驶车辆领域的强大研发能力(R&D)而闻名,将是中东在创新和解决最后一英里物流问题方面的宝贵合作伙伴。

阿拉巴的“交响乐投资”和中国本土的打车公司滴滴楚星也签了协议, “在中东北非地区与中国建立工业伙伴关系。”双方将成立一家合资企业,总部设在阿布扎比,来促进共享地区内的经济和互联网消费服务。阿布扎比的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可能会加入该财团,帮助滴滴在该地区扩张。滴滴在其平台上有约5.5亿用户,每年提供100亿人次的客运服务。该公司自2012年6月成立以来,扩大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它在地区内推出服务,将成为美国竞争对手优步(Uber)的热门竞争者,优步今年早些时候收购了总部位于迪拜的阿拉伯乘务共享公司(Careem)。

这些伙伴关系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将产生的贸易和投资,还在于它们将带来的技能和专业知识。爱尔兰鼓励像脸谱网、多宝箱(Dropbox)和贝宝(PayPal)这样的全球科技公司在其“硅码头”上开设它们的欧洲总部,目的是开发一种能有机成长的生态系统,产生像Studiowave这样的新公司,该公司后来被比如声田(Spotify)收购了,还产生了计算机视觉创业公司(Movidius),该公司被英特尔收购了,还产生了独角兽公司Intercom。

中国科技公司的到来可能会为该地区所有行业的初创企业创造收购机会,验证和推动地区的生态系统。总部位于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玉和资本(MSA Capital)已经在巴林设立了分支机构,瞄准了中东科技领域的投资。这种“明智的投资”和更多的合作不仅会给中东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竞争,而且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他们的研发能力,这将刺激这个生态系统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这个生态系统现在想的是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有才智确定和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并为他们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在缺乏像谷歌这样的美国大公司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家们有开发产品和服务的空间,成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企业。这就是为什么像微信这样的应用程序已经成长为今天这样的巨头。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满足于用不同的应用程序得到不同的服务——用WhatsApp发短信、用优步叫车、用亚马逊购物,而微信将所有这些服务和其他服务结合到一个平台上,基本上成了移动的互联网。

这是许多科技公司都愿意效仿的一个模式,该公司拥有大量个人用户的数据,这是无价之宝,阿拉伯乘务共享公司已经表示有兴趣成为中东的微信。

“我们是一个饥渴、有才华、雄心勃勃的国家。我希望它能激励我们爱科技的青年们有伟大的梦想、并实现他们的梦想,因为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阿拉巴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谈到这些伙伴关系。

这些新交易不仅限于阿联酋。中国将阿联酋视为进入地区内其他利润丰厚市场的途径,即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中国现在是中东北非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合作已经从商业扩展到了金融、制造业和先进技术。2005年以来,中国在中东北非投资了近1890亿美元,很多都是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之后发生的,“一带一路”还承诺建设数字丝路,来支持“电子商务、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科技园的创新行动计划”。

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数据,这些投资的主要受益者是沙特阿拉伯,得到了375.5亿美元,阿联酋得到了328.2亿美元,埃及得到了250.6亿美元。尽管西方经常在提到中国技术时退缩,但中东拥抱了中国技术,不管是好是坏。

中国设法获得信任的原因是不愿意参与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它没有参与叙利亚或也门的战争,尽管它在确保中东的安全和稳定方面有利益,因为它依赖该地区的能源,但它没有干涉他国事务——至少表面上没有。

“我们有共同的愿望、抱负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愿景,并设想未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安全、和平与稳定。阿联酋和中国正朝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前进,”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在北京的讲话中说,他总结了两国关系不断加强
的大势所趋。
(作者:【阿联酋】特里什卡·哈米德;编译:李小鹿)
 
欧洲“反犹主义”正在死灰复燃
 
近期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含有“犹太猪”字眼的动画片,此举引起了当地犹太人的强烈不满。近几年,欧洲不断出现针对犹太人的暴行,使人们重新审视目前存在的“反犹主义”倾向。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在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动画片中,一名身着犹太人服饰的老者与一位年轻男子在公园里玩拼字游戏,该年轻男子迟迟不肯展示自己拼的字,不过,通过镜头可以看到,他拼的正是挪威语中的“犹太猪”。

随后这部动画片被指具有“反犹”嫌疑。虽然该电视台的娱乐编辑哈尔沃森出面辩解称,他们“低估了这个词的历史背景”,并表示“没有‘反犹主义’的意思”。但奥斯陆犹太社区领袖埃尔文·科恩反驳道:“首先,拼字游戏不会出现8个字母。其次,这个词不在拼字词典里。”

今年4月,在罗马尼亚小镇胡西的一个犹太人墓地,73座墓碑被砸毁,残骸散落一地。这种对已故犹太人的宣泄行径,其实是欧洲愈演愈烈的反犹风潮的折射和缩影。

据路透社报道,在波兰城市普鲁赫尼克,上半年曾发生当地人烧毁犹太人画像的行为。此举遭到了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谴责。大会主席罗伯特·辛格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犹太人对中世纪可怕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深感不安,因为这导致了难以想象的暴力和痛苦。”

作为欧洲最大犹太人社区所在地的法国,目前已经沦为“反犹主义”重灾区。2018年3月,发生在巴黎东部的一起凶杀案震惊全世界。一名85岁的犹太老妪米雷耶·克诺尔被闯入家中的两名男子连捅11刀,随后公寓也被纵火焚烧。今年2月,著名法籍犹太裔哲学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阿兰·芬基尔克劳当街遭到反政府示威者的言语辱骂,示威者打出了“法兰西属于我们”“肮脏的锡安主义者”等口号。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这一行径进行强烈谴责,并称这种粗鲁行为是“无法容忍的”。

“反犹主义”作为一种包含对犹太人攻击的意识形态,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犹太人的身份如影随形,每每偃旗息鼓之际又会死灰复燃。时至今日,欧洲的“反犹主义”论调依旧挥之不去。历史上犹太人被描述为“异端”,长期存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是他们屡遭迫害的一个原因。

此外,对犹太人被迫害历史的漠视和对右翼政权的美化,也是“反犹”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今年1月,耶鲁大学和格林内尔学院发布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报告》指出,不少国家如今存在着蓄意篡改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的行为和思想。例如,克罗地亚政府对二战期间的大屠杀态度模糊,所以克罗地亚境内外犹太人对该思潮和其衍生的行为高度警惕。

还有一点,欧洲社会的动荡是“反犹主义”滋生的根本原因。中东局势直接影响了欧洲社会根基的稳定,据《纽约时报》报道,40%的德国人认为中东的混乱应归咎于以色列,当地人对中东混乱的不满也直接造成了对犹太人的排斥。

也有分析认为,欧洲反犹情绪的发展趋势基本与巴以冲突的局势相一致。《纽约时报》称,在欧洲拥有最大穆斯林和犹太人口的法国,已成为亲阿拉伯人士发泄对以色列怒火的“爆发点”。
 
(作者:沈钦韩   刊于2019年8月3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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