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  中文版前言


 
《向日葵》的中文版终于问世了！我可以对西蒙·维森塔尔先生的在天之灵说：“你的又一个愿望实现了。”
西蒙·维森塔尔是国际知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反法西斯斗士。他本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他的亲人中有89人在纳粹屠刀下惨遭毒手。 1947年，他怀着对法西斯的深仇大恨，在维也纳创办了专事追踪纳粹战犯的犹太人文献资料中心。 1977年，他又在美国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其宗旨是继续追踪残存的纳粹战犯，并组织揭露法西斯罪行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对纳粹大屠杀的系统研究。 总部设在洛杉矶的该中心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拥有数十万会员和联络会员，并在世界许多大城市建立分部。 在中心的会员和支持者中，有许多著名学者、实业家、政界人士和艺术家，其中不少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属。
60多年来，由于西蒙·维森塔尔及其朋友们的努力，已有上千名纳粹战犯，
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人魔王”阿道夫·埃希曼等人，被送上了审判台。 为了将逍遥法外的纳粹罪犯绳之以法，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西蒙·维森塔尔认为：“找出证人与抓住罪犯一样重要”。在他的努力下，一个证人网络在全球范围建立起来。 一旦需要，证人们便从世界各地赶来指认纳粹罪犯。中心还将纳粹战犯名单分送各有关国家的政府，并派代表去这些国家宣传游说，督促司法部门对战犯起诉。 1979年， 西德议会内一些人想以立法手段限制对纳粹战犯的起诉，中心即派代表去西德，会见了包括总理在内的各界人士，排除种种障碍，终于挫败了这一企图。 也是由于中心坚持不懈的工作，美国设立了专门审查纳粹战犯的特别调查办公室，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修改了不允许对战犯起诉的法律，连一向行动迟缓的英国也发表政府调查报告，宣称要追查纳粹战犯。苏联解体后，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以平反错案为名释放在大屠杀中施暴的罪犯，中心即提出强烈抗议，最终迫使这些国家将罪犯再次收押。随着大多数纳粹战犯入狱、年迈、死亡，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大屠杀研究和教育，努力与各种否定大屠杀、否认历史的理论和活动作斗争，使子孙后代永远牢记这一历史悲剧。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与中国有许多合作。我和我的团队与他们的合作始于20年前。1989年，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副主任亚伯拉罕·库珀访问了我们犹太研究中心，双方达成了进行合作的共识。1991年，我们首次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制作的纳粹大屠杀展览引进中国，并附设了一个有关大屠杀期间犹太人避难上海的展览会，在国内引起轰动。同时，由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组织的美国犹太名流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为推动中国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后，中以两国在1992年1月正式建交。1992年春，我访问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并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研究。1993年，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制作的纳粹大屠杀展览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出。在此前后，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领导人多次驳斥了日本一些人否定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我们与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最近的合作成果是“犹太人在近代中国”大型图片展。 该图片展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上海犹太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于2008年7月在美国洛杉矶隆重开幕。 由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王英凡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开幕式并参加系列活动。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 维拉亚柯萨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展览会受到了美国犹太社团、旅美华人华侨及广大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美国各大媒体都对此作了报道。
《向日葵》是西蒙·维森塔尔的代表作，已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它既在讲述历史和个人经历，又在探讨一些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大屠杀这样的惨剧？应该怎样对待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们？如何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大屠杀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意义是什么？西蒙·维森塔尔强烈反对无原则的宽恕，更严厉批驳否定历史、抹杀历史的谬论和企图。他特别重视大屠杀这一反面教材在教育人民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学校如果保持沉默，就失去了其教育的意义；教堂如果宽恕，就失去了其教化的意义；父母如果对此否认或保持沉默，就失去了家庭养育的意义。年轻的一代应该听到老一代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后者多么不愿意讲述。” 同时，他努力使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实施惨绝人寰暴行的罪犯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不是报复。
西蒙·维森塔尔对中国充满感情。1995年5月，在他位于维也纳市区的办公室里，我与他进行了促膝长谈。他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在法西斯倒行逆施的年代都遭受了劫难，因此《向日葵》探讨的问题对中国也是有意义的。他说：“我的一个愿望就是这本书能译成中文出版”。 他特地为《向日葵》中文版写了序，并问我佛教对宽恕持怎样的看法。我对佛教并无深入研究，也很难向他解释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要比佛教文化大得多，但我告诉他：“对于那些至今仍歪曲、否定历史的人，我们当然不能宽恕。”我还向他解释了中国人所说的“以史为鉴”的含义，他表示完全赞同。他说：“看来世界上各种文化千差万异， 但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有相通之处。”
由于种种原因，西蒙·维森塔尔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向日葵》中文版的出
版。不过，本书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问世，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愿这本书能使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潘光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淮海中路院部大楼
 
2009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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