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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犹太难民救助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时间:2020-09-18 19:3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
上海犹太难民救助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潘光
 
 
70多年前,上海的中外人士在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支持,使这个东方大都市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战场。
中国人民、上海人民积极参与、支持全球范围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且以实际行动救助来到上海的各方难民,特别是数万欧洲犹太难民。在沪各国友人,不论其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如何,都与中国人民一起, 积极投入了犹太难民救助工作,充分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崇高精神。
首先是中国人民在各方面对犹太难民的鼎力相助。众所周知,“八一三”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市民自己也沦为难民,不得不在难民所中栖身。但是,上海市民仍然克服种种困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无私地给予犹太难民以支持。犹太难民回忆道:“如果我们口渴,中国人给我们水喝。 如果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米糕吃。 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 但他们比我们更惨。 他们很同情我们。”[1] 当时虹口地区的市民克服种种困难,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占领军在上海搜捕犹太人中的“敌侨”,中国居民曾全力掩护犹太儿童,使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2] 在1942——1944年最艰苦的时期,犹太难民们与他们的中国邻居互相帮助,同甘共苦。1945年7月,美国飞机误炸虹口区犹太难民居住区,造成31名犹太难民死亡,250名难民受伤,周围的中国居民虽同样伤亡惨重,但仍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抢救出许多犹太难民,在现代中犹关系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其次,上海犹太社团对欧洲犹太难胞展开了全力求援。英籍犹太人财力雄厚,自然在救助犹太难民方面起的作用最大。如嘉道理家族,除出面召集讨论救援犹太难民的会议外,还捐了大笔钱用于安置犹太难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道理家族创建了上海犹太青年会(Shanghai Jewish Youth Association,简称SJYA),致力于办学校。由该会创办的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又称嘉道理学校),允许付不起学费的难民子女免费入学,战时在校生一直保持在700人左右,在犹太难民中享有较高声誉。在嘉道理办的学校受教育的难民子女们,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卓越人才。沙逊家族也多次捐款捐房安置犹太难民。俄罗斯犹太人虽不如英籍塞法迪犹太人财大气粗,但他们人数多,活动能力强,且与德、奥、波犹太人同属阿斯肯那齐犹太人,因此积极性比较高,做了大量细致、繁杂的具体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籍的犹太人都成了“敌侨”,而俄罗斯犹太人因日苏间不存在战争状态而仍享有中立国家侨民待遇。此后直到1945年8月,俄罗斯犹太人便承担起了帮助犹太难民的任务。他们一般都是经营西餐馆、面包房、杂货店的中小业主,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们仍节衣缩食,尽力支持难胞,使之能度过战争时期最艰难的岁月。
再次,各类国际组织,特别是犹太人组织也给予上海犹太难民大量财政、物资援助。最初,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关心上海中国难民的同时,也对上海的犹太难民给予有力的救援。但到了后来,由于世界各地战火纷起,难民遍地,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也就顾不上上海这几万犹太难民了。倒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特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瑞典、葡萄牙等地的犹太人组织,因为对欧洲犹太人的困境已无能为力,反而能集中力量来救援在上海等地的欧洲犹太难民。此类组织名目繁多,难以一一列举 ,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JDC)。该组织1938年后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派有常驻代表,每隔一定时间写出反映上海犹太难民情况的报告,并在美国为上海犹太难民募集了大量的捐款,几乎平均每月达3万美元。[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纽约的JDC总部在是否继续向属于“敌占区”的上海寄钱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最终,由于怕引起美国政府的非议和反犹势力的攻击,JDC于1942年5月中断了对上海犹太难民的资助。同时,JDC驻上海代表劳拉·马戈利斯也被日本占领军关进了集中营。1944年3月,经获释回国的马戈利斯多方努力,并得到美国政府的默许,JDC对上海的资助才告恢复。
还要提一句的是,德日对犹政策的分歧和苏德战场形势的逆转也为在华犹太难民创造了宝贵的逃生机遇。希特勒于1942年派梅辛格来沪,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屠杀在沪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日本犹豫再三,最终没有实行“梅辛格计划”,只是在虹口建了个“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1)日本内部仍存在主张对美媾和的势力。日本内部主张对美媾和的力量仍把中国境内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媒介,因此不同意对他们采取屠杀政策,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们也仍在发挥着有限的影响。[4]2)日本高层担心影响日苏关系。当时日本高层仍然希望保持与苏联的非战关系,而如果屠杀上海犹太人,必然涉及俄罗斯犹太人,会对日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3)哈尔滨和日本犹太社团的游说活动。上海犹太社团通过哈尔滨(当时属“满洲国”)和日本的犹太人在日本高层官员中进行活动,劝说日本当局不要实施“梅辛格计划”,这多少也起了一点作用。(4)东亚儒家文化没有反犹宗教偏见。东亚地区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区域,不存在欧洲基督教地区那种狂热反犹的宗教、民族、文化偏见,因而上海的中下层日伪官员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也难以接受“梅辛格计划”,对其没有什么热情,有的还暗中帮助犹太人,如日本驻上海外交官柴田付领事就因向犹太人通风报信而被撤职逮捕。[5] 5)苏德战场上形势逆转。苏德战场上形势发生逆转,苏联转败为胜,在斯大林格勒一举消灭三十万德军,是日本决定不实施“梅辛格计划”的重要因素。德国学者海因茨·埃伯哈德·毛尔在《日本为何没有迫害犹太人》一书中分析了日本态度转变的过程:1942年夏,德国在苏德战场上似乎要取胜,因此日本开始考虑德国方面提出的消灭上海犹太人的计划,但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大败后,日本拒绝对苏开战,对屠杀犹太人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最终采取了隔离方案。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于19431月,而日本在一个月后就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这绝非偶然。毛尔的关键结论是:挽救上海犹太人生命的不是日本的宽宏大量,而是战争进程的转折。[6] 这些,都体现了上海犹太难民救助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间的密切联系。
需要指出,中国人民、上海人民在艰难困苦之中、特别是在全民抗日战争中,也得到了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在沪、在华外国友人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罗生特、汉斯·希伯、魏露丝、傅莱、路得·厄休拉、汉斯·米勒、爱泼斯坦、叶华、沙博理、莫里斯·科亨等参加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的犹太朋友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通过考察当年的上海犹太难民救助来研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活动及其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不仅在中国抗战史、上海史和二战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观察当前国际形势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有人妄图否定、篡改历史的时候,这个题目所具有的正视历史、开辟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现实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这是本文作者在“上海犹太难民救助与世界反法西斯研讨会”上的发言)
 



[1]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6年1月15日。
[2] 《解放日报》, 2004年1月13日。
[3] 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中文版第201页。
[4] 直到1945年,日本高层内仍有人想要恢复“河豚鱼计划”,以试探对美媾和之可能性。
[5] 马文·托克耶采访柴田(Mitzsugi Shibata)记录,1976年5月14日,于日本东京大仓饭店,感谢他把采访记录提供给编者使用。
[6] 参见海因茨·埃伯哈德·毛尔(Heinz Eberhard Maul):《日本为何没有迫害犹太人, 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日本帝国的对犹政策 1933-1945》(Warum Japan Keine Juden verfolgte, Die Judenpolitik des Kaiserreiches Japan wahrend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45 ),Iudicium Verlag GmbH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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