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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犹太人来华新高潮

时间:2013-07-15 17:59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
文章发表于《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第一辑
 
改革开放以来的犹太人来华新高潮
The New Wave of Jewish Immigration to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潘光 王健 汪舒明
Pan Guang, Wang Jian,Wang Shuming
内容提要:1978年以来,犹太人来华出现了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主要受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以建交和中国入世等事件的推动。他们大多聚居在上海、香港、北京、广州等中国东部大都市。随着来华犹太人群体的增长,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的犹太社团中心也在许多城市建立起来;正统派犹太人在中国的组织和活动随之扩展。在香港和北京,正统派和非正统派在犹太社团中实现共存。在华犹太社团努力保存犹太传统和文化,强化犹太认同。他们在香港、北京、上海等地建立起犹太学校,发展犹太教育。许多犹太人还积极参与中国的发展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来到中国后,他们感受真切的中国,通常形成了一个新的更积极的中国观。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表现出巨大兴趣,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
Abstract: Since 1978, three waves of Jews came to China. These waves were driven by the Chines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as well as Chinese entry into the WTO.  They have mostly been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especially big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Beijing, and Guangzhou. From the end of 1990s, new Jewish communities have come forth in many citie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Jews in China.The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y of the Lubavitch movement have also extended.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 the orthodoxy and non-orthodoxy co-exist in the Jewish communities. Jewish communities in China try hard to preserve Jewish tradition and culture, and strengthen Jewish identity in the Oriental diaspora. They build up Jewish schools in Hong Kong,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enroll Jewish children to develop Jewish education. Many Jew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hina’s development and are succeeding. Meanwhile, they experience a real China and usually develop a new concept about China. Many of them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get along well with the Chinese.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并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举世瞩目,务实的人们纷纷前往中国寻找机遇。作为国际化程度最深的民族,犹太民族也高度重视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带来的机遇。2004年11月,由“犹太人政策规划研究所”的所罗门·沃德教授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老文明》就充分体现了世界犹太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关注。该报告提出中国的发展将会对犹太人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犹太民族的决策者们必须有一个犹太民族的对华关系大战略。除了这种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出发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努力外,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人事实上已经广泛、深刻地参与并影响着中国、尤其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发展进程。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活跃在中国各地,犹太社团正在许多沿海城市逐步形成,稳步发展。
 
一、 目前中国境内的犹太居民
从1970年代末以来,犹太人来华主要有三波。第一波发生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一些犹太人到中国经商、旅游,但在中国长期居住、工作的还是少数,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图发展的更少。第二波发生在90年代中期,主要的推动因素是1992年中以两国建交,它导致以色列外交官、企业家和学者纷纷来华。以色列人在来华犹太人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进入新世纪,来华犹太人数量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形成了第三波。其动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以入世为标志加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二是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日趋猖獗,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显得不安全,而中国则相对稳定和繁荣。在这波犹太人来华浪潮中,上海犹太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北京和其它地方。
鉴于获取资料的途径有限,要统计在华犹太居民的确切数量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除了可以将以色列犹太人认定为犹太人外,来自其他各国的犹太人绝大多数是以这些国家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犹太人的身份来中国的。出于长期以来犹太人客居异乡的经验和教训,犹太人既不希望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受到客居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也不希望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受到过分的关注。因此,许多在华犹太居民往往对针对犹太人的调查活动有点敏感和抵制。本调查的数据来源主要来自有关报道、对各地犹太社团成员尤其领导人的访谈、抽样调查以及以色列使领馆提供的数据。
根据上述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目前中国境内犹太居民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总人数在8000-9000人左右,这主要指在中国居住相当长的期限、尤其在中国工作的犹太人。主要犹太居民群体集中地的情况如下: 香港犹太人约为5000-6000人, 但参加犹太社团活动的犹太人约为3000 - 3500人(另一说为约600个家庭[1]);在上海,1998年只有犹太人200多,2002年发展到约500人,2005年已超过1000人, 2006年达到约1500人;深(圳)广(州)地区现在约有犹太人1000多[2];在北京,1998年约有200名犹太人(80%左右来自美国),2005年犹太人已达1000多[3](主要来自美、以、阿塞拜疆和俄罗斯,以及欧洲各国);台湾的台北和高雄地区约有150名犹太人(50户)。另外,在其他一些沿海大中城市,如天津、大连、青岛、苏州、南京、杭州、福州、厦门等地也活跃着一些犹太裔的工商业者。现在,各地的犹太居民数量还在稳步增加。据上海犹太社团的领导人毛瑞斯先生介绍,现在上海每周大约有四个新到的犹太家庭。这些犹太人主要来自美国和以色列,也有一些来自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它国家。在我们收到的上海犹太人的调查反馈表中,还有来自南非、墨西哥和土耳其的犹太人。其中有部分人为双重国籍,如美—以、法—以、英—以双重国籍的犹太人。
至于因观光、商务或学术交流等到中国作短期旅行的犹太人,人数数倍于此,但也难以统计。如在北京,现在每年有20000-30000名犹太游客和因商、因公来访的犹太人。而据上海犹太社团中心和一些旅游机构估计,现在到上海旅游和短期出访的犹太人每年大约有50000人[4]
今日犹太人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基本上是三个:经商、工作、学习。深广地区的犹太人以工商业者为主,主要出于经济目的,因为深广本身不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重心,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返于香港和深圳、广州之间。相反,在北京的犹太人中外交官、学者和留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因为那里汇集了各国的大使馆和中国众多的高等院校。上海则介于两者之间,工商界人士比例高于北京、但低于深广,而外交人员、学者和留学生的比例低于北京但高于深广。
 
二、今日上海、北京等地的犹太社团或犹太居民群体
传统上,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均自然组成犹太社团,它兼有宗教、文化、教育、结社等多种功能。全球犹太社团主要可以分为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三大派,各大派内部又存在许多小宗派。如前所述,1945年后犹太人陆续离开中国大陆,人数日渐稀少。到1965年和1967年,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和上海“犹联”相继解散,中国大陆就不再有犹太社团。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来到中国定居,犹太居民群体在一些沿海城市又逐步形成,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地更出现了新的犹太社团。在中国这个从来没有反犹主义威胁的国度里,这些社团和群体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友好相处,正随着中国的发展而迅速扩大。
上海犹太社团中心(B’nai Yisrael)成立于1998年,当时有来自15个国家的200多名成员,坐落在北京路1277号19层, 首任主席伊兰·奥佛德 (Elan Oved)、会长阿尔伯特·沙逊 (Albert Sassoon)、副会长约拿坦·爱森伯格(Jonathan Eisenberg)、顾问塞斯·卡普兰(Seth Kaplan)。当年8月,沙洛姆·格林伯格[5](Shalom Greenberg)拉比携夫人迪娜(Dina) 来到上海,担任上海犹太社团拉比,成为社团的精神领袖。2002年,上海犹太社团中心搬迁到虹桥路1720号美丽华花园,现任主席为来自法国的企业家毛瑞斯·奥哈纳(Maurice Ohana),成员已超过500人。最近,上海浦东碧云路1168号又建立了一家新的犹太人活动中心,其负责人为阿维汉姆·格林伯格(Avraham Greenberg)及其夫人纳查密尔(Nechamie), 成员主要是浦东地区的犹太人。除提供犹太教规“考歇”食品服务、安息日服务、犹太人节假日服务、教育项目服务外,上海犹太社团还积极配合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等举办的一些跟犹太文化历史有关的社会文化活动。上海犹太社团还成立了“上海之友(Yad Ezra)”志愿团,向新到的犹太家庭、来访的犹太游客以及新生犹太婴儿提供志愿服务[6]
北京犹太社团中心(Kehillat Beijing)位于新源南里6号京城大厦,成立于1995年,认同属于犹太教改革派的“世界进步犹太教联合会”。早在1980年,北京的一些犹太人就聚集起来举办逾越节活动。希尔弗伯格女士(Elyse Silverberg)和利普森女士(Roberta Lipson)是社团主要创建者, 现在仍是领导人。希尔弗伯格女士早在1979年就作为交流学生来到了北京,后来跟一个中国商人成亲,并先后开办了自己的医疗器材公司和家庭医院,可谓中国通,也是一个稳定的社团组织者和领导人。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每个星期都忙着要融入当地环境。因此,到了安息日和节假日,我们觉得有种特别强烈的需要作为犹太人联结起来”[7]。该社团没有自己的犹太会堂,也不能提供犹太教规“考歇”食品,但它也举行一些宗教仪式和教育项目。它跟香港的联合犹太教会有比较紧密的联系,经常寻求并获得香港方面的支持。该社团使用重建派的祈祷书。根据1998年的统计,它拥有200名左右的成员,主要来自美国,分属各种教派,估计目前的成员数已远不止这些。2001年8月,犹太教正统派内卢巴维奇派拉比西蒙·弗伦里克(Shimon Freunlich)及其夫人的到来改变了北京犹太社团的结构。西蒙夫妇来自香港卢巴维奇中心,他们给北京带来了犹太教正统派内卢巴维奇派的烦琐教规。他们严格遵守“考歇”,为此还从澳大利亚等地请来专业的正统犹太教屠夫,到内蒙古屠宰家畜和家禽,为北京和上海提供“考歇”肉食,向北京的犹太人提供安息日、节假日、教育项目等服务。
深广两地的犹太社团中心是香港犹太社团中心的分支。其中广州的中心成立于2003年SARS流行期间,现任拉比为艾里·罗詹伯格(Eli Rozenberg)。深圳的中心成立于2006年,位于罗湖区,现由肖勒姆·查赞(Sholem Chazan)及其夫人海妮(Henny)负责。这两个中心主要服务于在珠三角经商、旅游的犹太人。
在北京,卢巴维奇派与非正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一方面,双方一起开展一些犹太民族重要节假日的庆祝活动、共同创办学前教育并曾在2003年商议共同建立一个犹太社团中心。弗伦里克拉比也宣称他来到北京并不是为了取代自由派的犹太社团,而是为了补充它。但另一方面,双方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和竞争,如妇女在社团中的平等地位问题等。2003年犹太新年的庆祝活动就一分为三:非正统犹太社团的活动有大约100人参加,卢巴维奇派活动的参加者有150人左右,还有大约130名左右的以色列人参加了以色列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晚宴。非正统犹太社团领袖利普森说,尽管双方为了整个北京犹太社团的团结共同欢庆一些重要节日,但双方总有一些信仰和实践方面的不同点。[8]
在上海、广州和深圳,几位拉比和领导人都属犹太教正统派内的卢巴维奇派,没有像北京那样的非正统派社团。不过,也有很多非正统派犹太人不喜欢卢巴维奇派的烦琐教规,因此不参加他们的活动而另行组织自己的活动,或只参加他们的社区文化活动,而不参加他们的宗教活动。
 
三、香港和台湾的犹太社团
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走上全面改革开放之路,香港犹太社团为此欢欣鼓舞,立即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热潮。1978年,劳伦斯·嘉道理勋爵访问了阔别30年的中国大陆。回来后他写道:“我可以欣慰地说,中国政府与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是心怀感激之情的,我们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和麻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怨恨,而只是使我们认识到:为使世界更美好,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做。”[9] 他还兴奋地写道:“随着中国开始实施四个现代化纲领,香港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繁忙。”[10] 他1985年再访中国,并会见了邓小平。大亚湾核电站的建成,与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香港犹太社团也在促进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推动中国与以色列建交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如中以建交前,香港便是中以两国进行间接贸易的主要中转站,一年的贸易额往往达上千万美元,而在中以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便是当年逃离德国到上海避难,后成为巨富的犹太实业家肖尔·艾森伯格(Shaul Eisenberg)。1992年1月中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及建交14年来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也有香港犹太社团的一份功劳。今日香港犹太社团的多数成员都是在80年代初中国实行大规模改革开放后来到香港的。据1989年的抽样统计,在香港定居不到10年(包括10年)的犹太人占犹太居民总数的63.8%,而定居超过20年(包括20年)的只占14.1%。[11] 同年的另一项抽样调查表明,香港犹太人中70%以上是阿斯肯那齐犹太人,[12] 这说明旧日塞法迪犹太人在香港犹太社团中据多数的局面已完全改变。现在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的宗教仪式也逐步转向阿斯肯那齐传统,以适应大多数社区成员的需求。可见,1978年后香港犹太社团再次迅速发展得益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日趋改善,香港犹太社团的命运实质上仍与中国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
90年代以来,香港犹太社团又开始实施新的发展计划,包括修缮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兴建新的社团文化中心,扩建和更新犹太学校和犹太俱乐部。修缮后的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面貌一新,即将迎来其百年诞辰。正好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新建的香港犹太社团中心落成并开始启用,这是一座既具犹太传统,又带有中国色彩的现代化建筑,楼内有一个藏书极丰的图书馆。香港犹太历史学会主席罗狮谷(Dennis A Leventhal)认为:“与公众对香港即将于1997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忧虑相反,这些发展活动显示了香港犹太人对香港的未来及中国政府保持香港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诺充满信心”。[13]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又有了一个繁荣兴旺的犹太社团。罗狮谷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的犹太人》一书中又撰文指出:“今日,犹太社团对未来感到乐观,社团人口正在增加,开始进行重要的发展项目,犹太人赖以施展才能的天地比香港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广阔”。[14]
就宗教范畴而言,香港犹太人中既有正统派,也有保守派,最多的是改革派,真正是一个具有多元特征的犹太社团。1901 年由雅各布·沙逊爵士出资修建的奥海尔·利赫(Ohel Leah)会堂是历史最悠久的温和正统派犹太人社团的活动中心,曾经长期主导香港犹太人的精神生活,现任拉比为Yaakov Kermaier。根据几年前的统计,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拥有登记注册的成员256个家庭,约600余人。[15] 由于该犹太会堂属正统派,因此一些保守派和改革派人士于1990年另组成了香港联合犹太圣会(The United Jewish Congregation of Hong Kong),出版刊物《羊角号》( Shofar),在香港的影响日趋上升。现任拉比为Michael Schwartz,现有320个家庭,是香港最大的犹太社团组织。 该社团组织隶属于世界进步犹太教联合会(属于犹太教改革派),主要服务于改革派、自由派、保守派和其他非正统派犹太人家庭和一些单身成员, 成员主要是来自北美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专业人士,如商人、记者、教师、学者等,包括许多跨宗教的家庭。该派热心慈善事业,2000年10月,该派成立了“修补世界委员会”(The Tikkun Olam Committee),积极参与香港等地的慈善活动。除上述两大组织外,另有三个正统派组织,其中最强的正统派卢巴维奇社区中心拥有105个家庭,成立于1987年。那一年,卢巴维奇拉比阿维忠(Mordechai Avtzon)和他的妻子来到了香港,建立了香港的第一个卢巴维奇社团中心。起先中心设在香港花园路51号,后移到马克多纳7-9号(7-9 Macdonnell)。这些年来,它开展了许多其他教派并不多见的项目,包括每天祈祷团(daily minyanim)、成人和孩子的教育项目、节假日项目、招待访问者以及个人的咨询等,还在重要的节假日向亚洲各地派出巡回拉比,或提供其他支持。2006年,它又在九龙成立一个新分支。另一个正统派社团是舒法·以色列会堂(Shuva Israel),是以色列达维斯 (Darwish) 家族于1991年在香港兴建的塞法迪正统派犹太会堂,主要为塞法迪正统派商人、游客服务,拥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还有一个叙利亚犹太人正统派社区组织,也有自己的拉比。上述每一派都拥有一个社团活动中心,由行政委员会负责管理,向社团成员和来访者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安息日礼拜和犹太节假日的服务、犹太宗教和文化教育项目、“考歇”(Kosher)餐馆、娱乐设施、旅游服务,大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当然,还有许多香港犹太人并不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宗教仪式,因此上述组织也许没有包括这部分人。有学者估计这部分人约在2000-4000人上下。[16] 现在一般说香港犹太人约为3000 – 3500人左右,[17] 这主要是指参加上述五个社区组织活动的人,如加上那些不参加这些社区组织活动的人,则最高统计数字可达5000 - 6000人。
目前在香港犹太人中以商人最多,也有教师、律师、政府官员、外交官、学生、医生等各类人士。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讲15种以上的语言,其中美国人最多,约占39%,其次是英国人(27%)和以色列人(17%),[18] 来自加拿大、印度、澳洲、南非等原英属地区的也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犹太社团长期来一直出版月刊《社区新闻》(Newsletter),自1977年开始编辑出版季刊《香港犹太社团记事》(Hong Kong Jewish Chronicle),1984年又建立了香港犹太历史学会(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积极开展对香港及中国境内犹太人文化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总体来看,香港犹太社团文化素质高、经济上较为富裕,对推动香港的繁荣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相信,随着一个开放的中国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进,香港犹太社团将更加欣欣向荣,必将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香港的未来发展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台湾也有一个小型犹太社团,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初,它主要由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犹太商人和在台美军中犹太裔军人构成。1975年,社团正式登记为非赢利社团法人。近年来,因为以色列在台北设了经贸办公室,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犹太人来到台湾经商和学习中文,也加入了该社团。现在经常参加社团活动的有不到50个家庭,约200人左右,大都集中在台北市。他们大都是70年代中期以后到台湾的商人以及在一些跨国公司工作的人员。还有少量学者、学生和外交官。这个社团的宗教领导人为伊霍恩(E.F Eihorn)拉比,属于犹太教正统派,社团委员会主席唐·夏皮罗(Don Shapiro),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籍犹太商人。
 
四、中国境内犹太人的经济活动
迅速发展、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向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全球犹太人敞开了机遇之门,而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世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巨大变化,积极地参与中国的发展,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
安利公司在中国的直销业务的爆炸性成长就是一个典型。1995年它在中国正式开业,到1997年,其在中国的营业额就增加到15亿人民币。经历1998年的整顿,到2005年,安利中国的营业额高达175亿元人民币。在2003年,它在中国的营业额就已超过在它在美、日的营业额,达到全球第一。而且,其在中国的知名度和接受度也迅速上升,成为在中国颇受尊重的企业。作为一种公关手段,安利公司还曾积极帮助中国入世。除安利外,像摩根斯坦利、所罗门兄弟公司等有很强的犹太背景的投资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业务也在不断扩大。前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加拿大犹太首富Edgar Bronfman就多次访华,并在上海建立了饮料厂。美国国际集团总裁M.格林伯格不仅在中国积极投资,而且还曾担任上海市市长国际咨询顾问委员会主席,为上海的对外开放出了许多好主意。
一些曾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实业家纷纷来华投资经商,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为中国拓展对外经贸文化联系牵线搭桥,为加速中国现代化献计献力。如沙逊家族的阿尔伯特·沙逊重返上海投资,并曾担任上海犹太社团的主席。犹太人也没有放过中国的钻石市场迅速发展的机遇。2001年浦东钻石交易中心的成立离不开肖·爱森伯格家族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他极为关心上海的建设和发展,他还在上海投资建造了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嘉道理家族则积极参与中国的电力建设。劳伦斯·嘉道理勋爵就为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作为电站建设的“港方开拓者”而受到李鹏总理的高度赞扬。其子米高·嘉道理还多次访问上海,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准备再图进取。
上海犹太社团主席毛瑞斯在上海的发展也很能说明问题。他出生于法国,长期在法国经营纺织品贸易,并与一些中国的公司建立起了合作关系。正是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前景,1999年,他和家人来到上海定居,并在上海江苏北路斥资5000万买下一栋办公楼,创办了龙飞公司(Longfield),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根据他的介绍,现在上海犹太人从事的最重要的商业活动是转口贸易,其数额一年可达20—30亿美元。另有小部分人在电子行业、高科技产业和房地产业。还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犹太人开办的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医疗卫生方面也有中国的合作项目,如犹太人的医疗团体会定期跟上海瑞金医院交流。[19]
大隐入市,来自流散地的犹太人的犹太身份并不能轻易辨识,因此,要描绘一幅较完整的他们的经济活动的图景殊为困难。比较而言,以色列公司和个人在华投资、创业的情况更易追踪,或许也更能反映出犹太人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活动的概貌和影响。
在中以建交以前,两国已经在军工领域卓有成效地开展经济、技术交流。1992年中以建交为大批以色列企业和个人来华拓展业务打开了大门,而中国的入世和迅速发展更推动了来华热潮。中以两国在经济技术方面存在巨大的互补性。以色列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在中国拥有极其广阔的天地。以色列在华企业的行业分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经济、技术的特征和优势。以滴灌、育种、温室等为主的农业技术,是以色列较早在中国舞台展示其独特优势的领域。现在,以色列已经在中国北京郊区的永乐店和新疆开办了三家示范农场,分别展示以色列在蔬菜花卉种植、奶牛饲养及挤奶以及干旱地区农业开发的技术。以色列的温室技术、灌溉设备、肥料和种子在中国应用广泛。中以之间还有MASHAV国际农业合作交流计划。
在IT、医疗仪器、航运、钻石等领域,以色列公司也成功地进入到中国市场甚至占有了相当的份额。IT产业是以色列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它在以色列对华出口中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以色列对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也非常重视。见证了中国惊人增长的以色列前驻沪总领事马弈良(Ilan Maor)就说,中国市场是以色列企业不可忽视,也输不起的[20]。像赛天使(Scitex Vision)、Check Point等一些以色列企业在中国的相关领域都是耳熟能详的。中以之间有关IT产业的研讨会、合作洽谈会等总能吸引许多重要的以色列公司参加。航运业的标兵以星综合航运有限公司(ZIM  INTEGRATED  SHIPPING  SERVICES  LTD.)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前身为以星轮船公司(ZIM  ISRAEL  NAVIGATION  CO.,  LTD),是1995年“以色列集团(Israel Corporation)”在华设立的分公司。以星轮船在中国起初主要从事集装箱运输,得益于远东地区、尤其中国的集装箱运输的迅猛增长,它渐渐发展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之一,并开辟出近百条海运航线。而且其业务范围也不断向着仓库、码头、物流、航空等方面扩展和延伸,成为综合航运公司并改名。2001年,它成立了全资的下属物流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它还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在华业务的代理商,一周有两个航班飞往以色列和欧洲。2006年4月,它又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入股民营航空公司宁波泛亚,拥有股权25%[21]
最新兴起的领域则是风险投资业。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也逃不过以色列那些精明的风险投资家。近年来,以色列风险投资公司在华的频繁活动引人注目。2002年8月底,Giza风险基金创立人、主席兼CEO Zee Holtzman到上海考察。2004年简直就是中国的“风险投资年”:4月,深圳举办了“2004年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其中就有不少美国和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家参加。5-6月,先后有Infinity、施拉特、祥峰、PNV等风险投资基金的总裁或合伙人访问上海创业投资公司。6月,以色列风险投资协会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会议,以色列副总理兼工贸部长(现任总理)奥尔默特亲临致辞,以色列大多数风险投资基金都有高层管理人员参加,大大促进了以色列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6月,上海创投还举办了“美中高科技和风险投资”交流活动,美方组成一个29人的代表团,其中有19位美国风险投资行业的知名投资管理专家,这些专家中就有很多犹太裔。年底,以色列Infinity-IDB中国公司在华成立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2005年,中国以色列风险投资基金成立,主要面向中国中小企业。2006年1月5日,上海科技投资公司与以色列CHF公司成立全国首家中外合资风险投资公司——巨龙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双方投资1000万美元,基金总量可达1亿美元,主要投向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领域的高增长的科技企业。
以色列在华使领馆提供的信息很能说明问题。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网站列出的139家以色列在华企业中,农业18家、工业应用29家、安防系统和设备7家、电信和高科技40家、环境保护1家、轻工业6家、服务业11家、医疗设备13家、贸易投资10家、航空业4家[22]。在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网站列出的96家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的企业中,农业12家、工业应用21家、安防系统和设备2家、轻工业8家、IT企业24家、服务业12家、医疗卫生4家、化工食品13家[23]。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企业的分支和代表处主要位于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市拥有80%以上。但是,以色列企业在华业务主要还是提供服务和产品,技术合作、联合研发等方面还远远没有发挥应有的潜力。
还有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将中国视为机遇之地,尤其在以色列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以色列人艾里克(Avrum Ehrlich)博士,曾在剑桥大学工作,2004年来到中国寻找教职,最终被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聘为教授。黑龙江大学教授丹·本-卡南成为改革开放后定居哈尔滨的第一个犹太人。另外来华犹太人在职业上也出现了变化。以前来华犹太人主要是工商业者。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在华外企,成为部门经理、项目经理等中层管理者。如曾在以色列外交部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阿里·谢尔(Arie Schreier),卸任后就携妻子到上海一家外资私营企业工作。再如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的兰泽奇,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上海,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随着中国东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国际交往经验的犹太人将在中国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另外,在回收的上海犹太人的反馈表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在上海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只有个别表示满意度“一般”。
但是,犹太人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存在一些现实和潜在的问题:如创新性经营活动中存在着违法和投机现象,传销活动的引入和扩展带来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如安利公司就曾在华开展大规模的传销活动,后在政府明令禁止后停止。另外,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缺陷也是妨碍国外高科技企业和人才来华创业,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障碍。
 
五、中国境内犹太教育的发展
目前中国境内的犹太社团都以维系犹太民族传统和文化,强化他们的犹太认同为己任。 除安息日和其他犹太节假日的宗教和社团活动外,开展犹太教育显然是最重要的内容。
香港、上海、北京的犹太社团都高度重视教育。一方面,它们在社团内部建立很有针对性的机制,组织犹太传统、文化,包括希伯来语的学习活动。如北京的犹太社团中心就为5-12岁的孩子建立了希伯来语学校(Ahavat Yizchak Sunday School),每周末为他们开希伯来语课程,每周四晚上8点又有拉比主持的一小时的深度的宗教课程学习。他们还为孩子开设了Bar and Bat Mitzvah 宗教课程学习和与拉比一对一的犹太教课程。上海的犹太社团中心有许多学习项目和活动:专门为妇女建立了学习交流的团体(A Cup of Torah), 探讨犹太妇女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每周一晚上在星巴克咖啡厅聚会;组织了Lunch Learn Study Group (午餐学习小组),每周三中午12:15 - 1:00在上海东方中心聚会;Tanya课程,学习正统派犹太教的重要文本;希伯来语学校,对2-10的孩子分成三个年龄段开展希伯来语教育;成人教育,主要学习犹太哲学和神秘主义,以及其他的犹太教知识。在香港,犹太教的各个派别都有自己的学习项目。前述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香港联合犹太教区(UJC)积极组织安息日的托拉学习,还建立了宗教学校(Shorashim),为从幼儿园的孩童到中学生的不同年龄的孩子提供有犹太特色的教育。他们还开办成人托拉和希伯来语学习项目以及妇女的托拉学习班。台北犹太社团也一直举办希伯来语学习班,主要面向孩童。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天津等地就办起了犹太学校,为中国的犹太社团培养了许多人才。近十多年来,中国境内的犹太社团又办起了一批新的全日制犹太学校。
在香港,1991年,奥海尔·利赫会堂建立起了目前东亚第一家全日制的犹太学校,即卡梅尔学校(Carmel School),开始主要面向学前儿童,后来不断发展壮大,为从学前阶段到中学阶段的犹太孩子提供教育。1994年,它拥有70多名学生,到现在,已发展到250多名学生。它为学生提供具有国际标准的世俗和犹太的教育,注重犹太意识和认同的培育、涵化。在宗教上,它倾向于犹太教现代正统派。它建立起一个非常活跃的家长 - 教师联合会,为学校提供志愿服务和筹集资金。
上海犹太社团建立了上海国际犹太学校(Shanghai International Jewish School),分为Kid Zone(3-5岁)、 Youth Club(6-9岁)、 Club Ed(10-13岁)、 Teen Club(14-16岁)这样四个年龄段开设不同的课程。社团建有自己的图书馆,提供宗教、犹太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书籍。
北京的犹太社团也建立了自己的、也是华北唯一一家犹太学校,即伽利略国际学校,它面向整个北京犹太社团,主要提供从婴幼儿到小学阶段的教育。主要项目包括:Mommy & Me,为1岁半以内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开设的每周一次的课程;Nursery,从周一到周五,每个上午为3岁以内能走的孩子提供护理;全日制课程包括Kindergarten(3-6岁)、 Lower Elementary( 1-3年级)、Upper Elementary(4-5年级)。
 
六、中国境内犹太人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
许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经常妖魔化中国,使读者形成关于中国的负面的刻板印象。百闻不如一见,来华犹太人目睹中国的变化,感受真实的中国,对中国通常有更客观的认识,往往存有好感。他们会很热心地谈论在中国的所感所受,言谈中满是对中国的赞美。事实上,近年来,以色列也出现了一个中国热,以色列父母以前都要求孩子学习法语、德语等外语,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让他们的孩子学习中文。一些美国犹太人对中国的印象在来到中国后也通常会经历巨大变化。一位在中国居住了15年的美国犹太人在我们的调查中提到,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2006年,一个来自美国的图书馆馆长代表团访问上海。笔者问其中一位女士这次旅行的感受,她说,她的所见所闻跟以前从媒体中得来的信息完全不一样。
或许,《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劳伦斯·罗伯特就代表了一个中国通对中国的认识:中国是一个人民发生了巨变并“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经济飞速发展、开始遵循国际规则和惯例,而又受到西方媒体不公正对待的国家。他是一个长期关切并见证了中国发展,对中国满怀友好感情的美国犹太人,一个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和企业战略家,也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花旗集团公司的执行董事。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只是第二位的变化;中国真正最大的变化是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他们的看法和见解、开放性的思维、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自信、他们走向世界舞台时所表现的那种热情,还有他们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个人自由。
许多来华犹太人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期望在保留自身传统与文化的基础上,努力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和人民友好、和谐相处。很多人努力学习中文。如北京的西蒙·弗伦里克拉比的夫人就已经掌握了流利的中文,拉比本人的中文也已经相当地道了。在上海,毛瑞斯的两个女儿就曾在复旦大学进修中文。他的夫人则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相夫教女的同时,努力学习中国的茶道、中医和按摩。而毛瑞斯本人则对四川菜情有独钟,还喜欢春卷、水饺。从收回的调查表中,我们还发现不少在沪犹太人对长城等中国的名胜古迹特别钟爱。北京的正统派犹太人也曾在长城举行安息日活动,有数百人参加。在收回的上海犹太人的反馈表中,约3/4的人都说自己有一个以上的中国好朋友,有的还娶了中国妻子。相当多的人喜欢中国丰富多彩的饮食。对于中国的印象,绝大多数也是肯定的。在要求他们罗列的5-6个描述对中国印象的词中:较常用的词有“友好”、“安全”、“悠久的文化”、“变化”等。上海等大城市的安全状况获得了几乎一致好评。
但是,反馈表中也反映出中国大城市还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最多的问题是污染(主要包括空气、噪音);其次是交通问题(包括司机的素质、雨天打不到车、交通拥挤等)和市民素质问题(包括随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规则、乱挂衣服、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等);还有就是缺乏适合外国人的娱乐活动、医疗保险问题和看病难、英语公共信息不足、乞丐破坏市容等。另外,上海犹太社团的拉比多次表示希望能在尚存的犹太会堂定期举行宗教活动,认为这能吸引更多的犹太人来上海定居、发展。
 
 
About the authors: Pan Guang, Dean of CJSS; Wang Jian, Associate Dean of CJSS; Wang Shuming, Assistant Professor &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CJSS.
作者简介:潘光,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王健,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汪舒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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