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后的国际格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时间：2020-09-18 19:27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次
新冠疫情后的国际格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王健
考虑到新冠疫情对空间、人口以及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现象。关于这场流行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有很多争论。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统治者必须立即准备过渡到冠状病毒后世界秩序。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认为，这种流行病可能会重塑全球秩序，并将在大国之间转移领导权。如果美国没有迎头赶上这一时刻，那么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标志着另一个“苏伊士时刻”。
我认为，尽管它目前仍不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分水岭，但它确实加速了疫情爆发之前国际格局发展的主要趋势。特别是，疫情爆发后国际格局和主要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些新变化，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大流行加剧了国家中心主义和民粹主义，降低了大国之间的合作意愿，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其中，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引起的冲突有所增加，从贸易战、科技战向舆论战、政治战等领域逐步扩大。大流行已成为美国全面打击中国的新工具，旨在进一步遏制中国，尤其是因出色防控疫情而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考虑到美国总统大选之年，妖魔化和污蔑中国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共同选举策略。大疫情已经从中美关系中的干扰因素变为破坏性因素。在疫情爆发期间，美国不时利用台湾和南中国海等地缘政治问题来遏制中国。 3月4日，美国通过了《 2019年台湾盟国国际保护和增强倡议法》。美国军舰和飞机增加了“三海（南海和东海与台湾海峡）联动”军事行动的频率和强度，还试图鼓励一些与中国有争议的邻国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损害中国的利益。
欧盟和欧洲大国也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将中国视为“系统或典型的竞争对手”。在大疫情初期，欧盟未能携手应对。会员国不得不要求自我保护，国际政治中的“自助”在上升。同时，病毒的外来性，高传播和高致死性加剧欧洲反移民情绪的上升。所有这些都可能增强欧洲极右翼的政治潜力。此外，欧盟将中国与欧洲的“面罩外交”视为地缘政治竞争。 3月24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Borrelli在欧盟外交行动署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暗示中国正在争夺欧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其次，由于大疫情，全球经济急剧下滑，产业链面临结构调整。美国越来越多地试图与中国“脱钩”。 IMF预测，如果疫情在6月之前结束，全球经济将下降3％，如果持续到今年年底，则可能下降6％。考虑到战略竞争，美国加快了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的脱钩。此外，美国认为这次暴发是加强与中国的全面脱钩的良机。在中国与新冠病毒的开始斗争之际，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很快宣称，这是美国企业从中国大陆撤出的良机。 2月27日，霍利参议员提出了《医疗供应链安全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医疗用品制造商及时与FDA沟通，共同应对大疫情对美国医疗产品和设备生产的影响，并确保药品供应链的安全性。为了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提振因新冠病毒而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row）在4月9日提议，美国政府可以负担企业回归美国产生的所有费用，以鼓励制造业回归美国。 4月，特朗普政府还明确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永久撤销在美国的中国电信服务提供商的运营资格，并指令联邦政府雇员养老金中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同时，为了经济和工业安全，日本、欧盟等国家也提出了新的产业链转移计划。例如，欧洲的制药业严重依赖中国的生产线。它需要的活性成分80％来自欧洲以外，其中60％集中在亚洲，其中2/3来自中国，1/3来自印度。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和欧洲机构也计划采取措施促进相关产业的回归。 3月2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保护欧洲资产和技术的指南。在该指南中，欧盟委员会将健康、医学研究、生物技术和基础设施视为对欧盟安全和公共秩序至关重要的领域。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认为其在世贸组织机制下参与全球贸易蒙受了损失，并使中国从中受益。因此，美国试图根据所谓的互惠和开放原则，签署一系列双边或小型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以重构全球贸易机制，以排斥或迫使中国遵守。这种新的国际贸易网络安排可能会促进供应链的多样化需求，形成经济体对多边贸易机制的偏好，并加速某些行业从中国撤出。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是，体制和价值观的竞争日益突出。近年来，西方国家虽然关注中国未来的政治趋势，但合作主题仍然得以维持。但是，一些政客、新闻工作者和学者在各种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背景下，对各国对大疫情采取的应对模式进行了意识形态化。这导致了东西方之间以及中西方之间意识形态和文明对抗的加剧。例如，西方舆论将不同的抗疫模式描述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优势与劣势之间的斗争”。韩国哲学家Byung-Chul Han认为，胜利者是亚洲国家，例如日本，韩国，中国或新加坡，他们具有源自其儒家文化传统的威权心态。他甚至预言中国将更自豪地展示其体制的优越性。现任法国蒙塔涅研究所的前法国大使米歇尔·杜克洛斯（Michel Duclos）指责中国试图利用该国抗疫胜利来推广其政治体制。当然，中国的高效率组织和与抗疫中的强大凝聚力吸引了国际社会各界人士，这被认为反映了中国的体制优势。但是，中国从未对抗疫模式进行意识形态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明确指出，中国在抗疫方面的积极国际合作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应该相互了解和尊重，并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疫情防控。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同意的那样，有效应对危机的主要分野不在于究竟是独裁还是民主。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不是政权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但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迟钝和错误，一些西方政客煽动舆论和媒体通过所谓的意识形态战争将其国内冲突和自身责任转嫁中国，从而将抗疫国际合作转变成针对中国的国际抗议活动。因此，中西方之间的竞争将逐渐从国际机制领导地位扩展到知识和社会领域的领导地位。
（这是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健教授在上海社科院与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疫情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视频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原文是英文，由汪舒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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