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犹太难民布鲁门撒尔
时间：2020-09-18 19:32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次
编者按：本刊陆续刊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成果的精彩内容，本期介绍从德国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布卢门撒尔，他于1977-1979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
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犹太难民布鲁门撒尔
迈可·布鲁门撒尔 (Michael Blumenthal)1926年出生于德国柏林，1939年与父母、姐姐来到上海避难。1947年，他怀揣65美元离开上海，抵达美国。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出任过美国政府的副贸易代表和大使，1977年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
上海难民生涯
布鲁门撒尔1926年1月3日出生于德国柏林近郊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父亲曾经在那里经营一家服装店，全家过着和和睦睦的小康生活。纳粹上台后，他与家人成为希特勒疯狂种族主义政策下的受害者。孩提时代的布鲁门撒尔在柏林"选帝侯大街"上亲眼看到过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和到处打砸抢的纳粹党徒。他的父亲一度被抓走，关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当时，只有在保证离开德国的情况下，父亲才能获释。所以，全家人想尽办法离开德国，而上海是唯一愿意接纳他们的地方。布鲁门撒尔回忆道：“当时父亲本来没有机会拿到第四张来上海的船票，家人差点放弃，把我送去法国，但是父亲说，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最后一刻我才登上了到上海的船。”那是1939年，他只有13岁。
他们一家四口到上海后，住进了虹口舟山路59号的一间小屋子（上海人叫“亭子间”）。这个屋子只有10个平方米左右，四个人如何睡觉是个大难题。经过反复商量和比划，他们决定大家头朝四个墙角睡。于是，父亲、母亲、姐姐和他各自选了一个墙角，睡觉时头朝墙角脚朝里。对于个子比较高的父亲，他的脚总要碰上别人的脚，觉得很不舒服。不过，对于当时只有13岁的布鲁门撒尔，由于个子比较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到上海后最初的那段日子，他们就是这样睡觉的，虽然十分艰苦，确是永远难忘的。
布鲁门撒尔对上海的难民生涯记忆犹新：“作为家中老幺，我在柏林出生和成长，然后随父母去了中国，那时我们已一贫如洗。战火中，我被日本人关押在一个隔离区，条件极端恶劣”；“中国人当时也很穷，我们‘占领’了他们的地方，他们本应该对我们坏一点的，但中国人都太善良了，还帮助我们”；“我在医药公司做过，送过面包，也在江湾机场当过仓库管理员。”他可以拿出上海地图，告诉人们他小时候在哪里生活、在哪里读书。他已经不太会说上海话了，但是不时冒出的“三轮车”、“黄包车”、“舢板”等“上海名称”说明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上海经历。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因为日本人的占领，上海的大街上随处可见饥饿、死尸、疾病、娼妓和腐败，但他还是感激上海和中国人，因为“如果没有上海，留在德国就没命了”。
布鲁门撒尔目睹了犹太难民们如何在极其艰困的环境中争取生存，特别是妇女和青少年突然之间可以“超越自我”，发展出“领导”能力。布鲁门撒尔从中领悟到：突破自我才是正道，金钱、地位或关系并不重要，只有发自内在的力量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后来，无论是在财政部长办公室，还是身为总统顾问，他从未忘记在上海渡过的岁月，那些岁月为他后来的人生上了十分难得的一课。他说：“在上海学到的宝贵东西在正常情况下也许永远也学不到。在上海，我看到人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凭借爱、家庭、品行、勇气和坚忍不拔仍能取得成就。在上海，我看到了人性那光辉的一面，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闪光。在上海的经历还塑造了我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一生关心公共事务。”
步入美国政界
1947年，布鲁门撒尔用一口袋中国的纸币换了65美元，怀揣这点钱离开上海。抵达美国后，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刻苦攻读，毕业后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学业，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直到现在，他还保留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职务。
此后，他先是进入经济、金融、企业界，担任过许多公司和银行的主席、总经理和合伙人。在积累了丰富的经济、金融、企业管理经验后，他步入政界，出任过美国政府的副贸易代表和大使。1977年，他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 成为“在美元上签字的人”。后来，他还担任过美国总统顾问等许多重要职务。
布鲁门撒尔始终认为：“在那极端艰困的时期，我学到了很多。正是那种极端境遇磨炼出了坚强的意志力，也因此使我的人生取得了成功。”
最近，他总结自己一生经历的巨著《从流放到华盛顿》（From Exile to Washington）在纽约“利奥·拜克研究所”（Leo Baeck Institute，专门研究德语犹太人的权威机构）出版。布鲁门撒尔在四百多页的新书中，以大事记方式记录了自己的生平：从柏林、上海到移民美国。在美国，他迅速晋升为经济界的管理人才，曾在三届总统的财经部门任职，最后担任卡特总统任内的财政部长，直到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地被“征召”为柏林“犹太博物馆”的创办馆长。布鲁门撒尔深信，创造历史的是人而非事件，而他最感兴趣的则是强势性格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例如书中记述的希特勒，只因内政及外交对手的软弱，才使其一手操纵的恐怖和战争罪行得逞。书中写道：“二战之后的情况正好相反：大西洋两岸都具有杰出的领导者，其中最主要的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及德国的反对党。”
他在书中不仅谈自己，还对当今的美国政治发表了看法：“以我曾身为三届总统工作团队的成员以及多次在华盛顿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目睹当今政党之间各不相让，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令我特别感到痛心。我们的政府工作陷入停顿。” 布鲁门撒尔认为茶党（Tea Party）是导致美国停滞的罪魁祸首。他表示：“他们是一群虚无主义者，一切只为否定而否定，并因此而导致所有重要决策被迫叫停。真是匪夷所思！” 有意思的是，他在书中也不忘德国，他认为德国不愁没有领导人才，但政治领袖的素质问题则不容乐观。
努力促进中美关系
1973年，就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一年，布鲁门撒尔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访华，并在26年后重返上海，那次他见到了周恩来总理。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作为财政部长与中国方面达成了互相解冻对方资产的协议，还出席了美国驻华使馆的开馆仪式，那次访华他见到了邓小平。在那次访问中，布卢门撒尔曾专程来上海虹口寻访旧居，与当年邻居共忆难忘的战争年代。他对随行的记者说，与他1939年13岁时自德国逃难来沪时相比，一大变化是“街上已没有乞丐和倒毙者。”参加接待布鲁门撒尔的杨洁篪等外交部官员，听到他讲上海话时都十分惊讶，后来才了解他的上海经历。
此后，他一次又一次访问中国，为促进中美两国的经济、文化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每次访华，总要抽时间来上海。1993年10月，他来到上海，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虹口舟山路59号的那间小屋子。当他走进屋子时，顿时热泪盈眶，当年的一切均浮现在眼前。以后他每次来上海，都要去那里看看。2015年，年届90的布鲁门撒尔又一次来到上海，看到在虹口舟山路59号前挂上了写着他名字的纪念牌，十分感谢上海政府和虹口政府为保护历史遗址所做的有益工作。
以史为鉴
令布鲁门撒尔意想不到的是，在他七十多岁时，德国政府还邀请他出任柏林犹太博物馆（Der Jüdische Museum）馆长。他回忆道：“德国政府请求我接受这份职务，原因是，柏林犹太博物馆项目整个陷入僵局：项目参与各方龃龉严重，彼此指责对方反犹，同时各方不同的利益算计互相冲突。”
虽然承担这个任务有一定难度，但是布鲁门撒尔还是很高兴，因为这符合他一贯坚持的“不忘历史，以史为鉴”的思想，而且为他实践这个思想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平台。他回到自己出生的故乡走马上任，制定了博物馆筹建策划的方针，又经过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得以逐步克服困难，迅速取得了进展。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特意在博物馆内设置了中国境内犹太人历史和犹太人避难上海的内容，这在欧洲许多犹太博物馆内是没有的。今天，柏林犹太博物馆已成为德国首都的一个亮点，显示出德国政府和人民“以史为鉴”的决心。为此，布鲁门撒尔十分自豪地说：“犹太博物馆已成为联邦德国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
2014年，布鲁门撒尔对采访者说：“以我的年龄来说，退休已刻不容缓，我马上就满88岁了。” 话虽如此，他还是放不下自己呕心沥血一手筹建的“犹太博物馆”。他说：“我决不会停止关心犹太博物馆，即便是间接性的。它是我的最爱，直到生命的尽头我都会继续关注它，并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
补充：2017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学术报告“犹太人在中国”。 91岁的布鲁门撒尔亲自出席并致辞，阐述犹太难民研究的重要意义。讲座后，他还与潘光共进晚餐。晚餐前后，他自己从家走到餐馆，又从餐馆走回家。
（转引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3卷：杰出人物》第129-135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