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回顾、评析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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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回顾、评析和思考

时间：2021-02-01 17:20 来源：未知作者：admin 阅读：次

关于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回顾、评析和思考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

本文试图对中以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做一个系统回顾和深入评析，并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历史演进: 从建国到建交：一波三折的中以关系

20世纪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分别于1949年和1948年在亚洲东部和西端建立。当时两国之间并无任何直接的利害冲突，建立外交关系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直到43年后才实现，期间走过的曲折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友好接触时期。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导报》指出：“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受到以色列人民的欢迎。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成为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中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首次会晤，开始讨论建交的具体事宜。但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使以色列政府对中以建交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冷战在全球愈演愈烈使两国失去了建立正常关系的第一个机会。朝鲜战争结束后，中以双方再次开始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接触。此后，在万隆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中国政府决定对中东政策做出调整。周恩来总理就中以关系指示：“同以色列缓建交，但可保持贸易关系。”[2] 中以接触再次中断。
第二阶段：关系“冻结”时期。此后20年里，一方面，西方（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逐渐解冻、恢复、发展，而以色列也开始奉行较为独立的不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反而因几次战争日趋恶化，而同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却日益发展。这样的态势使以色列在发展中以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少，而中国所受的制约却越来越强。于是便出现了以方不断做出主动表示，而中方很难采取对应行动的局面。虽然这一时期中以国家关系处于“冻结”状态，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中断。在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进程中，一些犹裔政治家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也试图在中以之间牵线搭桥。
第三阶段：关系“解冻”时期。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中以关系开始逐渐解冻。1977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中国报刊热烈支持萨达特迈出的这一步，并且突出宣传中东问题政治解决的前景。1980年7月，中国提出了对待巴勒斯坦问题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三条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也积极促进对华关系的发展，争取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二战时期曾经作为难民在上海避难的肖尔·艾森伯格，努力推动没有外交关系的中以两国进行间接贸易，开始将包括军工技术在内的高技术及其产品出售给中国，[3]
第四阶段：走向建交时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以之间在经济、贸易、文化、旅游、政党社团等方面的民间交往迅速发展，双方重建官方联系的条件已经具备。1987年9月30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在纽约会见了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此后不久，中国国际旅行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和以色列科学及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先后建立。1991年，上述两机构均已享有外交权利。在这同时，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极大地削弱了中东的主战强硬派，促成了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纷纷与以色列建交，也使越来越多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趋势不可避免。正是在这样一种“水到渠成”的形势下，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中犹两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回顾43年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使中以关系的发展步履艰难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干扰，而不在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和双方各自的内部阻力，因此当有利于中以关系发展的国际氛围形成之时，这些障碍便不难克服了。

建交以来中以关系的稳步发展

首先，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魏兹曼、佩雷斯，总理拉宾、内塔尼亚胡、沙龙、奥尔默特等领导人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其他领导人李鹏、邹家华、李岚清、钱其琛、温家宝、汪洋、刘延东、王岐山、胡春华，刘奇葆等访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几乎每一位以色列总统和总理都访问了中国，但自从2000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以色列后，还没有中国主席和总理回访过以色列。
其次，两国之间建立了全面、系统的合作体系。 1992年，两国成立经贸联委会。2005年，以色列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两国已签署贸易、投资保护协定(包括避免双重征税)，文化交流协定，民用航空协定，劳务输出协议，体育合作备忘录，教育合作协议，旅游合作协定，邮电通讯合作协议，工业技术研发框架协议，技术创新合作协定，中国旅游团队赴以色列旅游实施方案谅解备忘录，促进产业研究和开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成立两国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备忘录等协议。2014年，中以成立创新合作联委会，以方主席由内塔尼亚胡出任，中方主席先由刘延东副总理担任，后由王岐山副主席接任。2017年，中以正式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再次，双边经济贸易合作迅速发展。到疫情前的2019年，双边贸易额达147.67亿美元，中国是以色列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签有农业部谅解备忘录、植物检疫合作协定，开展了一系列农业合作项目，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中以农业培训中心，在北京郊区建立了示范农场，在山东、陕西、云南及新疆等地建立了农业示范基地。以色列积极参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2000年, 中以合作的上海浦东钻石交易所建立，已成为全球第四大钻石交易集散地。以艾森伯格等人当年的努力为基础，中以军品和高技术贸易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第四，中以文化合作和人员交流成果丰硕。1993年两国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迄今已签署多个年度执行计划，推动双方在文化、艺术、文物、电影、电视、文学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长足发展。2007年“中国文化节”在以色列举行，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成立。2009年“感知中国·以色列行”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在以举行。以色列首次以自建馆形式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7年11月，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揭牌。1993年两国签署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目前，以色列航空公司开设有特拉维夫-北京、特拉维夫-香港航线。海南航空公司开通北京-特拉维夫和上海-特拉维夫航线。2005年6月，中方宣布将以色列列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2016年3月，两国签署《中以政府为对方商务、旅游、探亲人员互发多次签证的协定》。

中以关系发展的动力和障碍

回顾、剖析了中以关系70多年来的演进轨迹，我们可以就中以关系发展的动力和障碍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因素。
1、中以关系发展得到持续推动的根源
中以关系之所以能克服重重障碍而前进，是因为其中有着一股强劲的、可持续的推动力，其根源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犹文化的共同点和中犹人民的传统友谊。中犹两个古老文明拥有诸多共同点，如重视教育的价值，珍惜家庭纽带，善于经商理财，强调在困境中团结拼搏等等。正因为有这些共同点，儒家文化中又不存在欧洲那种反犹思潮，从古至今有许多犹太人来到中国安居乐业。当纳粹在欧洲掀起反犹浪潮之时，中国的上海成为世界上唯一敞开大门救助犹太难民的大都市。当犹太人惨遭屠杀之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在抗日战争中伤亡，共同的遭遇使双方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支持。一些在华犹太人参加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的至今仍在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所有这些，是这股推动力的历史、文化和感情基础。中以建交后，全球各地的“中国犹太人”群体在促进中以关系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从中以关系的迅速发展中获得鼓舞和利益。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繁荣，犹太人来华再次形成高潮。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又出现了新的犹太社团，历史悠久的香港犹太社团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人数不多的台湾犹太社团也在稳步发展。
第二，中以之间没有任何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直接障碍和冲突。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一样，以色列与旧的国民党政权没有官方关系。在长达20年的“冻结”时期，以色列也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没有任何官方关系。因此，中以之间在建交问题上并无直接障碍。同时，中以在其它几乎所有双边问题上也没有直接的、根本的利害冲突。如前所述，两个主权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并无直接争端而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外交关系是十分罕见的。不过，这一特殊因素也成为推动中以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有利条件。
第三，中以两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互补和互鉴。与前两点不一样，这是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而出现的新因素。2004年，由设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撰写的研究报告提出：中国的发展将会对犹太文明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国际化程度最深的民族，犹太人应高度重视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带来的巨大机遇；犹太民族的决策者们必须要有一个全民族的对华大战略；中犹两大民族和文明的携手合作，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4] 这种宏观的“中国机遇论”，代表了以色列和犹太精英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为以色列参与中国改革发展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近年来，以色列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为中以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第四，中以在安全与反恐合作方面的密切合作。冷战后民族、宗教冲突在全球范围呈上升趋势，9.11事件，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地的战争和冲突，“伊斯兰国”的崛起和衰亡，导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在全球泛滥，使中以两国均面临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以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例如，在组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大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方面，中国就从以色列吸取了不少有益的经验。目前，该领域的合作已逐渐成为中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增长点。
第五，世界的和平发展潮流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从长远来看，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大趋势，全球各地的局部战争并没有改变这一总趋势。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和谈判是解决各类冲突的唯一途径，也是公正解决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中东各种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尽管中东和平进程屡屡受挫，但其向前推进的势头是不可逆转的。这样的发展态势逐步减少或冲淡了中以在巴以冲突和其它中东争端上的分歧，有利于促进中以关系的深入发展。
2、中以关系发展不时遇到障碍的原因
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不时遇到障碍，今后还会有困难和问题出现，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中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有差异，走过的发展道路也不一样，必然导致对许多问题有不同看法，乃至产生分歧和争议。这是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原则性、观念性分歧或意识形态型障碍的基本原因。
第二，对阿以、巴以冲突的观点不一。中以两国对许多国际问题有不同看法，但真正会对双边关系产生影响的还是双方在阿以冲突，特别是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分歧。1956年，中国谴责以色列伙同英法入侵埃及，是导致中以关系进入“冻结”期的直接原因。即使在“解冻”时期，每当阿以、巴以冲突激化之时，中国便面临来自阿拉伯方面的强大压力，难以在中以关系正常化道路上迈步。甚至在两国建交以后，中国有时也不得不对以色列的先发制人战略、在被占领土新建定居点等加以谴责，而以色列方面则经常责难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军品贸易。可以预计，只要阿以、巴以冲突问题没有得到公正的、彻底的解决，中以关系中的这一障碍将继续存在。
第三，美国的干扰和“否决权”。美国的干扰曾经使中以两国失去了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契机。不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美国也开始乐见中以两国建立正常关系。不幸的是，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增强，美国对中以合作、特别是高科技合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2000年，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被迫中止了向中国出售“费尔康”预警机的合同，使中以军品和高技术贸易遭受重大挫折。近期，美国又极力对以施压，反对中国公司承包海法港和华为在以色列开展业务。可见，一旦中以关系的发展可能产生对美国核心利益不利的后果，美国就会对以色列动用“否决权”。由于以色列是一个离不开美国支持的国家，很难抵制美国的“否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美国的干扰和“否决权”仍将是中以关系发展进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其一，在中以关系演进的全过程中，动力和障碍一直是并存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如此。正因为此，中以关系演进的轨迹一直是曲折的，经常会出现出人意料的波折。
其二，当强劲的动力推动中以关系顺利发展之时，千万不能以为万事大吉，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同样，当中以关系遭遇障碍而处于危机之中时，也不必惊慌失措，以为中以关系从此没有希望了。
其三，要使中以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得以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增强推动力，同时在排除障碍方面更具前瞻性、更善于化解矛盾。
这里也有几点建议。
第一，继续加强中以友好的感情纽带和文化基础。如前所述，中犹文化的共同点和中犹人民的传统友谊是促进中以友好的无形资产。在以色列，只要听说你来自中国，普通民众立即会显露友善的笑容。前不久以色列制作了名为“感谢”的视频，以表达对中国、上海救助犹太难民的感激之情。片中男女老少只说一个词“谢谢”，最后内塔尼亚胡也出来说“谢谢”。在中国，“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成为国家重大课题，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重要历史纪念日，特别是当有人企图否定历史之时，中以人民都会齐声谴责。这一可贵的文化、感情纽带，我们一定要不断加强、夯实。
第二，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中以合作。中以经贸科技合作应充分发挥创新合作联委会的作用，以高科技为重点，同时促进成效显著的环保、医药、公共卫生、农业等方面合作。在涉及敏感的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方面，要少说多做，注意避开美以合作技术和产品。考虑到全球犹太人拥有互相密切联系的国际经销网络，在促进中以合作时要注意借助全球犹太人的支持，发挥中犹友好的传统优势。
第三，进一步加强中以反恐、去极端化合作。中以两国都面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建交以来，我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与以色列相关部门在反恐、去极端化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应进一步加强这一合作，特别要注意学习以色列在大型活动安保、城市公共安全、反劫持绑架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第四，加强人员交流，提高官员访以层级。疫情过后，应进一步推动中以人员交流，在学术、教育、文艺、体育、青少年等多领域推开。应适时安排国家主席或总理在出访过程中访以，作为对以总统和总理多次来访的回访。建议国家领导人访以时去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发表演说，赞扬中犹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友谊，并参访著名大学、高科技企业和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这样的访问，必将使中以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冀中导报》1948年5月27日。

[2] 李樵：“中国同以色列建交秘闻”，裁符浩、李同成主编之《外交风云——外交官海外秘闻》，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

[3] 美国《时代》杂志，1993年10月25日。

[4] 所罗门·沃德（Salomon Wald）：《中国与犹太民族》（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耶路撒冷，2004年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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