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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布卢门撒尔意味着什么?

时间:2021-04-07 13:52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
上海对布卢门撒尔意味着什么?
 
 
潘光
 
 
新年伊始,美国前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回忆录中文版《我的20世纪:历史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正式出版。对于广大读者和从事在沪犹太难民研究的学者而言,这部著作是一个鲜活的文本,也修正了部分此前的认识。于我本人来说,这本书更像是与一位阔别多年的老友重逢。
早在1998年,布卢门撒尔就曾出版《看不见的墙:德国人与犹太人》,此书全面探讨了德国排犹的原因。稍显遗憾,书中并没有聚焦他作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于是我把个人的想法与他分享,希望他能写一点关于在沪的故事。
2015年,《我的20世纪》原版在美国首次出版(原书名为《从流亡到华盛顿》),书中记录了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布卢门撒尔的多重身份:德国公民、犹太难民、美国商界领袖、美国财政部长、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角色的多次转换注定了这部自传丰富的史料价值。
2017年10月,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犹太人在中国这个题目做了演讲,时年91岁的布卢门撒尔亲自前来参加,还在演讲开始前对我做了介绍。晚上他也参加了普大为我举行的宴请,就在晚宴过程中,他将本书的原版赠与我,并告诉我,书的中文版权已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但尚未问世。又经过各方努力,本书终于同读者见面,布卢门撒尔的点点滴滴也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布卢门撒尔是在沪犹太难民中的一位杰出人士。1939年5月10日,布卢门撒尔举家来到上海避难。1947年9月,他随乘坐一艘“经过改装的美国部队运输船”离开上海,前往旧金山。截至2015年,布卢门撒尔总共八次来沪寻根。我多次陪同,深厚的友谊由此结下。
1973年6月3日,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卢门撒尔“在位于香港附近的罗湖进入中国”。此时的他早已褪去苦难的身份,历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的熏陶,在政商两界打拼多年,更因为对中国的熟知而成为中美邦交的重要先驱。1977年,布卢门撒尔开始辅佐美国总统卡特,担任第64任财政部长。1979年,他以卡特总统代表的身份访华,出席美国驻华使馆的开馆仪式,并再次来沪参观。这次访问规格甚高,意义特殊,以至于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均派记者来华参与报道。在那两次访华时, 他受到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接见。时间来到2005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任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的布卢门撒尔应邀又一次来沪。在儿时经常做祈祷的西摩会堂,他深情地说,“不是我们选择了上海,而是上海选择了我们。上海救了我们。”
常人也许很难想象,1947年离沪赴旧金山时布卢门撒尔曾说“我希望永远也不要见到它” 。从“永不相见”到八次寻根,布卢门撒尔经历了什么?答案还是藏在1939年到1947年的那段岁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段历史的根源并不在虹口。舟山路59号门前挂着一块写有“布卢门撒尔旧居”的铭牌。这几个大字底下是一行“布卢门撒尔(1926—)美国前财政部长,1939—1947年在此居住”的说明。此处确实承载了布卢门撒尔的青春记忆,无怪乎他来沪期间热衷于到此重游。但据《我的20世纪》记载,“我们在法租界边上租下第一个固定住所……可这个地方倒有个富丽堂皇的名字,叫艾琳别墅,位于格罗希路(今延庆路)51号。”徐汇区的这栋小楼其实才是布卢门撒尔一家来沪后最初的落脚点。 书中的这段话纠正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原先的说法。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43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开始对上海的犹太人采取压制措施。次年,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抵沪,他向日本当局提出“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要求按照“德国方式”抓捕、屠杀所有在沪犹太人。日本人没有执行“梅辛格计划”,而是在1943年2月18日建立隔离区,以“无国籍难民”的名义将所有1937年以来抵沪的欧洲犹太人统一迁入“指定地域”。这块地域就是布卢门撒尔接下来四年所居住的虹口。
忆及这段时光,布卢门撒尔可谓百感交集。他在《我的20世纪》第二章开篇部分写道,“我们要寻一个逃命的去处,而且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接纳我们。就这样,我们去了上海——这个谁都不喜欢的目的地。”今天的读者看到这些话也许会感到费解,上海何以如此“招恨”? “招恨”的上海又何以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当时有一种说法:上海是“卡萨布兰卡和拉斯维加斯的混合体”。表面上看,高楼、酒店、俱乐部让这座城市金碧辉煌,引得无数冒险家流连忘返。但细品之下,悬殊的贫富差距让街头巷尾散发着“苦力的汗臭和陈尸的腐臭”。主权的沦丧和治权的分裂又让上海一度成为赌鬼、罪犯的天堂。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城门洞开”的状态,以至于外国人进入这座城市无需办理一切常规手续,也不需要任何经济担保。上海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能自由进入的大都市。而对于“水晶之夜”后从德奥仓皇逃亡的犹太人来说,和生存相比,上海的生活条件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20世纪的上海让布卢门撒尔“品尝到饥饿、贫穷和被遗忘的滋味”。但同样是在上海,在破败的小巷里,人性的光芒熠熠生辉,让布卢门撒尔“第一次感受到社区行动的好处,看到人们在困苦时期同心协力、办成好事。”这种“为善的潜力”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5000年的文明长河中,这片大地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更未出现过原发性的反犹主义。相反,犹太人从唐代就来到中国,此后在神州大地安居乐业,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二战时期对犹太难民的救助,则将中国人的宽厚、善良和慈悲彰显。
黑暗与光明同在,这是上海留给犹太难民们的总体印象。所以无论在沪期间如何憎恶困顿的生活、脏乱的环境,但当他们回首往事,总有一股源自老城厢的暖流涌上心头;当他们重返上海,总有一句对城市变迁的赞叹脱口而出。因为至少在上海,布卢门撒尔一家齐齐整整地活了下来;至少在上海,以布卢门撒尔为代表的大批犹太青年不仅生存下来,更在此找到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所以,当布卢门撒尔担任馆长的柏林犹太博物馆举行开馆典礼时,他专门邀请上海市长前去参加。
作为布卢门撒尔回忆录最早的中国读者,我的理解是,在作者生命的至暗时刻,上海像是一束“世界的光”。这束光也许微暗,却足以指引前行,温暖人心。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资深研究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首席专家。本文由潘光口述、孙欣褀文字整理。原文发表于《文汇报》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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