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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那些投身中共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际友人 ------以上海为切入点

时间:2021-09-18 14:38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
至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已有常住的外籍人士近10万人,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涌入,使这一数字直线上升。上海的中外人士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支持,使这个东方大都市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际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战场。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大家都很熟悉,本文以上海为切入点,重点讲述一些并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具体历史人物和史实。

与中国并肩抗日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外侨均掀起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不但发表声明谈话,而且捐钱捐物,还积极投身抗日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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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记者希伯用笔传播中国抗日,用枪反击日军
    波兰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积极支持中国抗日运动,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1938年秋天,他以记者身份从上海到皖南新四军驻地进行采访,此后写了大量宣传新四军的文章在国外发表。1941年10月,希伯到山东根据地考察,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1月30日,希伯在山东沂南县的一次反扫荡中被鬼子围在一个山头,他拒绝战士的掩护撤退,最后牺牲时手中还紧握钢枪。1963年,他被埋葬于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山东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文上铭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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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双枪科亨”为中国四处购买重要军火
    加拿大友人莫里斯·科亨在檀香山结识孙中山先生后,随其来华担任负责安全的副官,他受宋庆龄影响支持国共合作,因别着两支枪被称为“双枪科亨”。抗战爆发后,他奔走于南京、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在中国军队的对外联络和军备采购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41年他不幸在香港被日军俘虏,1943年遭遣送回国后,他仍然不忘宣传中国的抗日,积极寻求国际支援。1944年6月,不是共产党员的他呼吁道:“中国的抗战已进入了第8个年头,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一场令世人瞩目的战争。但是,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她还需要加强空军力量和重型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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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义士尹奉吉在虹口公园炸死一批日本将领
    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后,流亡中国的朝鲜义士同仇敌忾,积极投入抗日运动,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如郑律成同志到了延安,写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延安颂”。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还涌现了“朝鲜旅”、“朝鲜师” 他们都曾受旅沪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
    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4月29日,在主张抗日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亲自指挥和精心策划下,年轻的“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将炸弹装进水壶混进了戒备森严的虹口公园。当日本侵沪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等日本在沪军政要员登上检阅台时,尹奉吉将水壶奋力扔向检阅台,随着一声巨响,白川大将等30余日本人当场被毙被伤。而尹奉吉志士不幸被俘牺牲。
    此事使上海和全国人心振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直至1937年“八·一三”日本占领上海之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得不离开上海,辗转到了杭州、西安、重庆等地。目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纪念馆已经与犹太难民纪念馆共同作为上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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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罗生特:从上海法租界从医到“四野”某部卫生部长
    奥地利犹太医生罗生特是社会民主党员,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被投入集中营,后几经周折来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开了一家泌尿科和妇产科诊所。1941年3月,罗生特来到苏北盐城,加入了新四军,成为第一位新四军卫生部国际顾问,他除了救治病人外,还为部队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1942年,罗生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4月,为诊治罗荣桓同志严重的肾病,罗生特转赴山东担任了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最后他到达东北,担任第四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卫生部部长。
    1949年,罗生特返回奥地利探亲,家人都被纳粹杀害了,只有前往表弟所在的以色列,中共始终没能联系上他。直至中以建交后,才找到了他的墓地,原来他已在1952年因病逝世。现在山东建有罗生特国际和平医院,这是除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外的第二个以外国人命名的医院。另外,还设有罗生特国际医学奖学金,奥地利维也纳建有罗生特纪念碑,中国还发行了纪念罗生特的特别邮票。前几年,山东举办纪念罗生特的活动,特意从美国邀请其侄女前来参加,当地老百姓向其敬献了一面巨幅锦旗,上面写着“没有罗生特大夫,就没有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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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战士”傅拉都领导国际医疗队援助中国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波兰时,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题为《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的署名文章,专门提到“傅拉都、戎格曼等波兰友人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医疗支援。”
    傅拉都是波兰共产党员,1936至1937年前往西班牙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西班牙战役失败后,参与战斗的这些共产党员很多都辗转到了上海和香港,再深入抗日前线,包括白求恩。傅拉都建立了一支来自30多个国家医生组成的援华医疗队,其中90%是共产党员,许多人都牺牲在了抗日第一线。
    傅拉都到达重庆后见到了周恩来。他们提出要去延安,但周恩来说,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在哪里都是抗日。因此,傅拉都同意继续留在国统区。
    国际援华医疗队的纪念碑设在贵州省贵阳市的图云关,是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队的总部所在地。纪念碑上镌刻了援华医疗队员名字,傅拉都作为领导人排在第一位。解放后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时见到了傅拉都,他此后被委派到中国担任波兰驻中国大使馆的参赞。


秘密战线的国际友人

    当时上海反法西斯秘密战线斗争非常激烈,参与者包括中共地下组织,从国共内战发展起来的中央特科,后来延安的社会部,中央军委的情报部,还有国民党的军统。更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共产党人的秘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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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尔格给莫斯科发去近600份急电,判断日本不会进攻苏联

     里夏德·左尔格,出生于阿塞拜疆,苏共党员,在柏林取得德国护照,并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头衔。他化名亚历山大·约翰逊,于1930年1月30日来到上海,领导秘密情报组织拉姆扎小组。左尔格的公开职业是研究银行业务。他的情报小组里有一批住在上海的德侨、英侨、美侨、犹侨、日侨和俄侨,许多人都是共产党员。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小组的核心成员、日本首相秘书、日共党员尾琦秀实搞到了大量日本高层及军方的最机密情报,包括日本进攻中国的计划和部署,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等。他在被捕之后一字不吐,最后被残忍绞死。
    我曾接触过小组成员鲁特·维尔纳,代号“索尼娅”,负责管理小组的电台,居住在霞飞路上的寓所。1988年,邓小平邀请当年支持过中国革命的德共老党员访问中国,我陪她去了霞飞路寻访故地。2000年,维尔纳还获得普京总统授予的勋章。她于2001年逝世,年近百岁。
    左尔格后来又到日本继续从事情报工作,获取大量重要情报。最重要的有:德国可能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准确判断日本不会配合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使斯大林得以将几十万精兵从西伯利亚调往莫斯科,击溃了围攻莫斯科的德军。因为这一机密情报只有极少数人知晓,所以日本特高科将怀疑对象缩小,尾琦秀实和左尔格因此被捕,于1944年11月7日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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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被追授为“苏联英雄”,1932年曾和周恩来会晤
    当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鼎力相助,左尔格是不可能取得如此业绩的。
    该小组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共党员张文秋、陈翰笙、刘思慕都是该小组核心成员。据张文秋回忆,1932年的一天,周恩来亲自将她介绍给左尔格,左尔格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保护仍处于“地下”的同志,苏联政府当时并不承认左尔格的行动,直到1965年才正式追授左尔格“苏联英雄”称号。现在,俄、日、中都有左尔格研究学会。左尔格情报小组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杰出的贡献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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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犹太人,各国均有反法西斯战友
    除了左尔格小组,白俄将军莫洛契科夫斯基1941年后移居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559号D,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该年10月26日晨,日本宪兵队侦知其在法租界内设有秘密电台,即突袭其寓所,莫氏开枪自杀,年仅45岁。弗兰克·塞莱格是上海犹太难民中的一位工程师,当日本当局要他帮助指导生产手榴弹和其他军火时,他便与中国工人密切配合,设法使生产的手榴弹不能爆炸,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

中外人士救助难民
    上海在二战中救助三万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的事迹已耳熟能详,与此同时,法国神父奋不顾身解救了30万中国难民,中共地下党员在难民区培养进步人士、发展共产党员的史实,这几年披露的细节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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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代史上首个战时平民安全区诞生在上海

    饶家驹1879年出生在法国桑特,1913年前后来到上海耶稣会圣心堂服务,并兼任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教授。在一次化学实验中,他的右臂被炸伤锯掉,因而人称“独臂神父”。他极具语言天赋,精通英语、法语、拉丁语、日语,不仅会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甚至还会说上海话。
    我的父亲共产党员潘大成(潘达)是越南归侨,精通法语,三十年代初进震旦大学学习,与饶家驹有师生之谊,协助饶神父做了许多难民工作,并按他的要求和中共地下党的安排,担任了国际救济委员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下称“国际一所”)所长。
    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几十万难民纷纷涌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日本人拉起铁丝网予以阻挡。当时,法租界已建有容量为几百人的难民所6个,但从南市、闸北过来的几十万难民多达几十万。饶家驹神父作为互相视为敌人的中日双方的调停人,以多重临时身份分别与上海市长俞鸿钧、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商定了一些非正式的“协议”,同意在南市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区域,在战争时期保持该区域的非军事化。由于各方在该区域性质和主权等问题上争执不下,饶家驹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的“饶家驹区”(La Zone Jacquinot,也称“饶家驹安全区”),获得了各方的认可,1937年11月9日中午12时开始运作。就这样,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在上海诞生了。


*难民所向新四军和延安输送进步青年和党员干部
     据父亲回忆,“八·一三”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将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漕河泾监狱、提篮桥监狱中保释出来的中共党员30余人,秘密安排到国际一所和慈联会下属的难民收容所内医治疾病。他还安排50多名青壮年到浦东参加抗日游击队,先后输送3批约200人参加新四军,还推荐若干进步青年去了延安。父亲认为,饶家驹是察觉到中共在国际一所内的活动的,但只要有利于难民工作,他都不表示反对。
     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中共地下党在难民收容所中发展中共党员390余人;三次向皖南新四军军部输送青年干部1200余名,其中党员80人;向上海郊区、苏南、苏北、苏中等地输送2000多人,其中党员骨干50多人。上海工厂陆续复工以后,中共地下党又从收容所中选出50名党员干部,派到各厂开展工人运动。难民收容所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共和新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担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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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公约》中的保护难民条款,溯源到上海的饶家驹

     饶家驹拯救了几十万的难民,促使难民保护被纳入国际公约,成为《日内瓦公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948年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争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特别提到了1937年饶家驹建立的上海平民保护区,并成为典型案例。联合国专门设立了难民救济组织,其最早的根据就是1937年上海的“饶家驹安全区”。此次奥运会还有难民代表团,这也得追溯到上海。所以,我们应当永远记住饶家驹先生。
     经过70多年的寻找,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柏林近郊找到了饶家驹的墓碑,使馆人员隆重地献上鲜花,饶家驹终于等到“故乡”中国的朋友来看望他。后来墓碑上用中德法英四种文字写上“这里长眠着一位不朽的人道主义者,法兰西神父饶家驹”。2017年12月14日,“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原“饶家驹安全区”所在的南市地区落成。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经历了近14年的抗日战争。在这艰苦和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和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始终与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上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战场。这种互相援助,充分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
    第二,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而言,上海的中外居民千差万异,如外侨中一些人是靠不平等的特权起家的,另一些人曾经是坚决反苏反共的。然而,当全人类面临法西斯的威胁时,大多数人,即使是上述那两类人都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坚决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一边,为支持中国抗日斗争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事。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凝聚力和重要意义。
    因此,研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中国、上海的活动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果,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从“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一些人妄图否定历史、篡改历史的时候,这一现实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转引自《文汇报》2021年8月12日,本刊对标题略做调整,作者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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