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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组织与特朗普时期的美以“亲密”关系

时间:2021-09-18 14:43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
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无论在美国主流社会还是美国犹太社团内部都存在坚实的共识,“两党共识”(bipartisanship)和“命运与共”(We are one!)正是这双层亲以共识的表达。此种双层亲以共识,为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为代表的建制派犹太组织开展亲以游说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也成为这些组织对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涉以政策)产生强大影响的基础。
但自奥巴马时期以来,美国两党政治和美国犹太社团双层“极化”的环境,加剧了美以关系的节律性震荡,也给犹太建制派维护美以特殊关系的努力带来严峻挑战。奥巴马时期,美、以两国政府之间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巴以和平进程等议题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公开冲突时有发生,美以特殊关系经历了罕见的持续“危机”。即使素以“强大”著称的美国犹太组织,也难以弥合双方矛盾以有效管控分歧。随着特朗普在民粹主义助推下胜选就任总统,美国政治中枢的钟摆急剧向右,从民主党自由进步派当道迅速转变为共和党极端保守派掌权。与奥巴马时期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倾向不同,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第一”旗帜,奉行一种好斗成性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外交。即使对传统欧洲盟友,特朗普政府也不时公然施压甚至羞辱,更遑论那些被美国视为“竞争者”或“敌手”的国家。唯有那些愿意屈从美国或与美国民粹主义意气相投的政府,才能较好地维持对美关系稳定。但整个特朗普任期,美以之间却一直在互谅互让、相互支持的基础上维持着“亲密”基调,成为美国盟国关系中几乎唯一的“例外”。
本文重点聚焦特朗普时期美以“亲密”关系的特征,以及不同派系的亲以犹太组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奥巴马时期的美以特殊关系“危机”,探析双层“极化”环境对美以关系带来的结构性影响。
 
一、“亲密无间”:特朗普时代的美以特殊关系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涉以政策做出了一系列承诺,以取悦亲以选民。特朗普一上台,美、以关系也迅即从“危机”转为“亲密”。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不到一个月,内塔尼亚胡就造访白宫,双方初次会面就重新确立了美、以要保持“亲密无间”(no daylight)的共识。2017年5月,特朗普首次外访目的地就选为以色列。在访以期间,他高调展示对以团结姿态,发誓提供保护,并首次以现任美国总统身份充满敬意地访问犹太圣地“西墙”,从而迅速赢得了以色列人心。两国政府在“亲密”氛围中开局。在推进和平进程的短暂努力受挫后,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迅速转向全面、毫不含糊地偏袒以色列立场,逐一兑现竞选承诺。而以色列也不时表达对特朗普的赞赏、感激和忠诚,如以“特朗普”命名街道和新建社区等。在2020年“9•11事件”20周年纪念中,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高调宣告,以色列永远与美国站在一起。在一系列重要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也始终高度注意“对标”美国的立场。如在对华关系上,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从此前的积极合作姿态后撤,变得更为谨慎甚至排斥。美以“亲密”关系由此更加巩固,保持到了特朗普任期结束。
领导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依托是特朗普任期美以“亲密”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各自的国内都始终面临“极化”政治带来的严峻挑战,面临强大反对派的政治压力,以及遭受司法调查或弹劾可能,危机四伏。从延续个人政治生涯出发,双方都不乏介入和干预对方国家国内政治的行为,为对方提供帮助。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显示,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重要成员就与内塔尼亚胡及其亲近者多次接触,要求后者助选。而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也鼓励高度亲以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支持特朗普,从而为一个“特朗普—福音派—内塔尼亚胡政治轴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相互扶助的“相互干预联盟”。 特朗普也多次介入以色列大选,在选战正酣之际向以色列抛出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大礼”。如2019年3月大选前,特朗普政府公开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9月大选前,则表示愿意考虑签署“美以双边防务协议”;2020年3月大选前,特朗普政府邀请内塔尼亚胡到白宫为所谓的“世纪协议”揭幕,并公然允许以色列兼并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
鉴于内塔尼亚胡在共和党基础选民和特朗普在以色列中右翼选民中都有很高的受欢迎度,在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都将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作为重要政治资本。为保持美国亲以选民的支持,特朗普频频发表对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的正面评价,以及执政以来的一系列亲以“政绩”。在面对犹太人的谈话中,他一再将以色列称为“你们的国家”,将内塔尼亚胡称为“你们的总理”。特朗普在对民主党的一系列攻击中,也一再提及以色列一再提及,以努力塑造民主党的“反以”形象。特朗普是第一位有意识地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党争议题的美国总统,致力于在以色列和民主党之间植入锲子。而内塔尼亚胡也公开将自己与特朗普亲切握手的巨幅图片放进竞选广告中,以此赢得以色列选民支持。一些在国内舆论中受到非议的政策,有时也会互相以对方为“挡箭牌”。2018年,在如何对待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事件上,特朗普就公开以维护以色列和美国国家利益为由,顶住国内压力反对严惩沙特。2019年夏,他发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让四名民主党少数族裔激进派女议员回她们“自己国家”去。面对广泛批评,他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这些议员“反以”。2020年,内塔尼亚胡因违背大选前做出兼并西岸定居点誓言,受到以色列右翼阵营的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的理由就是应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以暂停兼并定居点来换取对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
在阿以关系(包括巴以问题在内)、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等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三大地区性议题上,特朗普政府都基本满足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所代表的以色列右翼势力的期望,而且很少要求以色列方面给予实际回报。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的理念,以及“锱铢必较”的“谈判艺术”,似乎很少体现在对以关系上。在巴以和阿以关系上,特朗普在上台后首次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中,就不再遵循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倡导的“两国方案”,称只要巴以双方喜欢,“一国”也行,给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梦”泼了一盆冷水。特朗普政府以力促巴以和谈开局,很快转向对巴勒斯坦单方面实施“极限施压”和全面偏袒以色列的路线,最终促成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等国建交,帮助以色列实现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并进一步孤立和打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亲伊朗势力。
伊朗核问题上,美以政府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社会修改或废弃2015年伊核协议。在难以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于2018年5月单边退出协议,接着就启动和升级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包括对2018年10月和2020年2月伊朗革命卫队加码制裁、2020年1月暗杀其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等。
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时期美国试图缩减军力部署以减少对叙利亚内战的直接军事介入,但美国偶尔以叙利亚突破美国的化武“红线”为由,袭击叙利亚目标,以显示美国并未“缺席”。与此同时,美国支持以色列放手打击渗入叙利亚的伊朗和真主党势力。   
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外交舞台,美、以两国政府时而相互支持、“抱团取暖”。其中,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年6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1月)等机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认为这些机构对以色列存在偏见。2020年夏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数轮制裁,则旨在阻止该组织调查美国和以色列所犯“战争罪行”。
 
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美以两国政府之间的政策立场也并不总是和谐同调。特朗普期待在中东有所作为,却又延续奥巴马时期的战略收缩态势,不愿大规模卷入中东这个“麻烦之地”。而以色列则期待美国在中东保持战略投入和关注,以帮助塑造和维持一个对其有利的战略环境。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四处罗织孤立和围困中国的同盟网络。而以色列却将中国崛起视为机遇,期待与中国在经贸等领域扩大合作。尽管在这些议题上的存在落差,但彼此之间总体上维持着节制、体谅和沟通,努力避免出现奥巴马时期那种直接、公开的冲突。
定居点问题上,特朗普执政前期仍然试图劝诱巴勒斯坦方面参与和谈,因此,对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的冲动数次温和地表达不满,要求以色列克制。在数轮会谈和沟通都没有阻止扩建冲动后,白宫于3月底转而公开表达“关切”。 内塔尼亚胡很快就表示以色列将限制定居点建设,以展现对特朗普政府及其本人对以友情的重视。在2018年2月的内阁会议上,他下令禁止以破坏美以双方理解的方式过度推进定居点建设。此后,随着美国逐步升级对巴勒斯坦的“极限施压”,限制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的意志不断减弱,美以之间在定居点建设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减弱。
在伊朗问题上,2019年夏季和秋季,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出现了明显落差。2019年夏,在伊朗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后,内塔尼亚胡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特朗普却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对伊打击命令,将美伊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此后,特朗普考虑放松对伊制裁,以缓和与伊朗的矛盾,甚至放低身段表示原则上愿意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谈。特朗普此种对伊节制和缓和姿态,让内塔尼亚胡出现了危机感。他一方面温和地反对和谈,称对伊朗启动和谈“时机错误”,为和谈泼冷水;另一方面实施单独行动,派遣军机越境进入伊拉克打击伊朗目标,以展现单独坚持对伊朗强硬立场的决心。美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难以弥合的分歧、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强烈反对,使特朗普重启对伊谈判的愿望寸步难行,只能回归强硬路线。
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曾两次未与以色列协商就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计划,但在以色列的要求下做出调整。2018年12月,特朗普突然宣布两周内从叙利亚撤军,以色列为此深感焦虑不安。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高层密集会面商谈,要求美国延长撤军期限。在内外异议下,特朗普在撤军问题上步步后撤,从两周撤军改为四个月内撤军,继而宣布将美军暂无撤军时间表。此外,美国还给予以色列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充分自由,让其承担更大的责任。2019年10月,特朗普再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并与土耳其停火,同样在内外面临许多关于美国“抛弃盟友”的批评。为缓解以色列方面的焦虑,美国国务卿彭佩奥表态支持以色列在叙利亚行动自由,同时称美国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阻截伊朗转运武器。接着,特朗普又宣布应以色列和约旦要求,在叙利亚东部的边境和油田地区保留少量美军。双方的体谅和沟通,使美、以在叙利亚议题上的分歧得到妥善处理和有效管控。
 
二、“选边”与“越顶”:美、以政府对美国犹太组织的分化和利用
以右翼势力“统一阵线”为基础的美以“亲密”关系,导致亲以游说集团内部发生相应的结构性“重置”。奥巴马时期美、以政府动员各自阵营犹太组织“左右互搏”的局面,迅速被美、以政府共同的“扶右抑左”策略所取代。
犹太街”、“犹太教改革派联盟”、“反诽谤联盟”等左翼和自由派犹太组织沦为反对派组织,在政策制定的进程中被边缘化。自“犹太街”2008年创建以来,对其打压和孤立是内塔尼亚胡政府一以贯之的立场。特朗普政府与这些犹太自由派组织的关系也以冷淡和敌意开场,一直延续了整个任期。特朗普政府对“犹太街”的公开敌意非常明显。特朗普尚未就任,其亲信戴维•弗里德曼就在以色列媒体撰文,称“犹太街”比大屠杀期间对纳粹助纣为虐的“犹奸”(Kapos)还要糟糕。2018年3月就任美国驻以大使后,他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政策大会上发言,又突然炮轰“犹太街”,称“犹太街”所宣扬的“支持以色列,支持和平”的格言简直“亵渎神明”。 在重要犹太传统节日,白宫都会通过招待会、视频会、电话会等方式向犹太教各派致以问候。但2016年底的“哈努卡节”,改革派和重建派就抵制了由“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在华盛顿特朗普大厦举办的节日活动,而特朗普则报以故意冷落。2017年9月犹太新年,特朗普试图举办对犹电话会,没有向改革派和重建派发出邀请,而收到邀请的保守派领导人则拒绝出席。2017年的“哈努卡节”,白宫就打破邀请犹太教各教派领导人的惯例,没有向改革派等非正统派领导人发出邀请。2019年4月白宫召集犹太领导人商讨与犹太社团相关的议题,结果非正统派领导人无一受邀,著名犹太防卫组织“反诽谤联盟”也被排除在外。这些组织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关系紧张的同时,与民主党的关联更趋紧密。民主党进步派领军人物桑德斯几乎每年都参加“犹太街”年度政策大会。2019年该组织年会的参加者,还包括佩洛西和舒默等民主党重量级人物,还有多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会上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
而奥巴马时期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犹太教正统派组织、右翼锡安主义组织以及基督教福音派则获得了影响决策圈的便捷孔道,变得更加活跃自信。人数众多、将支持以色列置于价值观中心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特朗普时代甚至取代了犹太建制派组织,成为华盛顿亲以游说事业的主力军。特朗普政府与犹太教正统派和右翼犹太组织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和接触,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在就职典礼上,他邀请“西蒙•维森塔尔中心”领导人、正统派拉比马文•希尔(Marvin Hier)代表犹太教为他祝福。白宫举行的传统犹太节日活动,也大体只邀请正统派成员参加。鉴于库什纳等特朗普政府高层与超级正统派中的卢巴维奇/哈巴德运动紧密关联,以及共和党关键政治捐助人埃德尔森对该派的支持,该派尤其受到特朗普的亲睐。2018年3月的“教育与共享日”活动,特朗普在公告中专门庆祝哈巴德派已故领导人的诞辰,并在白宫会见哈巴德运动代表团。除倚重和支持正统派外,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埃德尔森所支持的“犹太裔共和党联盟”(RJC)和“以色列裔美国人理事会”(IAC)两个右翼犹太组织。在特朗普政府高层中,副总统彭斯承担着联络亲以组织的重要角色,成为“犹太裔共和党联盟”年会的常客。特朗普自己也于2019年4月参加了该组织在拉斯维加斯召开的年会。此外,他还于2019年12月参加了“以色列裔美国人理事会”。特朗普在这些会议上都积极宣讲其亲以政策,抨击民主党,并对犹太自由派支持民主党的表达不满。如2019年12月参加“以色列裔美国人理事会”会议时,特朗普在演讲中抨击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的不友好,还称“有些犹太人不够爱以色列”。
试图维护两党亲以共识的主流犹太组织,则面临左、右两翼民粹主义势力明显上升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际遇很有代表性。在特朗普就任前,该组织就已经不再“左右逢源”了。在奥巴马时期,该组织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阻击伊朗核协议,已经与民主党产生了嫌隙和结怨。而美、以右翼亲以势力却认为该组织阻击奥巴马政府不够坚决尽心,其强大有效的传统形象也因此大打折扣。在2016年大选期间,该组织试图修补与民主党的关系,却又与特朗普阵营出现矛盾。在3月的政策大会上,即将锁定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在演讲中公开抨击奥巴马“可能是以色列所经历的最糟糕事情”。此话赢得了许多与会者的共鸣和欢呼。但在次日,该组织主席却称“我们内部有些人昨晚深受伤害”,并专门为此“深感歉意”(deeply sorry)。右翼的欢呼让民主党人寒心,而道歉却又让特朗普阵营震惊和不悦。与两党的嫌隙,以及特朗普时期更加严重的极化,进一步使该组织陷入了“左支右拙”的囧途:
一方面,该组织在政策立场和沟通渠道方面与美、以右翼强硬势力的距离显性化,在政策塑造进程中出现了被美、以政府“越顶”的处境,地位进一步下降。特朗普时期美以“亲密”,严重削弱了该组织的传统功能,即动员国会制衡政府推行有害于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从政策立场来看,该组织支持“两国方案”,在削减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援助资金以及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都比较谨慎。而特朗普政府所倚重的犹太教正统派、基督教福音派等右翼则往往并不支持“两国方案”,主张切断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资金支持,主张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迁移大使馆。由此,该组织失去了唯一的顾客(以色列),也失去了游说的目标,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冗余”状态。尽管该组织声势浩大的年度政策大会继续吸引美、以政府高层以及共和党精英积极参与,但其传统上的政策塑造职能明显减弱,沦为特朗普政府宣扬其亲以政绩和批评民主党“反以”的重要舞台。以色列方面,在国内政治陷于恶斗和僵局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也往往亲历大会或者通过视频演讲,为其政策立场寻求美国犹太人的支持,并攻击和打压“犹太街”等自由派锡安主义组织。
另一方面,该组织在共和党右翼地位下降的同时,民主党内部对其态度也出现了明显分化。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不计“前嫌”,继续借助该组织提供的平台积极争取犹太裔选民。但民主党阵营内部对该组织右转、“被右翼接管”的认知和不满却在上升。2020年该组织的年度政策大会,桑德斯和沃伦等重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公开拒绝参加。桑德斯抨击该组织“为表达憎恨的领导人提供平台”,以此抨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至于以四位少数族裔女性国会议员为代表民主党激进派,与该组织存在更加难以调和的矛盾。
特朗普时期美、以政府高层出席亲以犹太组织情况
  组织和会议 美国政府(最高)官员
2017 2月,RJC年会
3月,AIPAC年会
彭斯
彭斯 
2018 3月,AIPAC年会 彭斯
2019 3月,AIPAC年会
4月,RJC年会
12月,IAC年会
彭斯
特朗普 彭斯
特朗普
2020 3月,AIPAC年会 彭斯
 
三、支持或抗争:美国犹太组织对美以“亲密”关系的“极化”反应
美、以右翼合谋推行符合右翼愿景的政策,并对犹太社团加以分化和利用,这必然导致不同犹太组织以“极化”的方式做出反应。在右翼犹太组织欢欣鼓舞并对特朗普政府歌功颂德的同时,左翼自由派犹太组织却总是愤懑难平、极力抗争。至于“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长期致力于维护两党亲以共识的中间派组织,则努力在“极化”环境中努力保持平衡,以免造成难以挽回的长期损害。
不同的犹太右翼保守群体,对特朗普时代的来临存在着“温差”和“时间差”。犹太教正统派群体和“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美国锡安主义组织”(ZOA)等右翼掌控的锡安主义组织最先热情拥抱特朗普时代。特朗普当选未久,犹太教现代正统派组织“美国拉比理事会”(RCA)就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向特朗普当选表示祝贺,要求即将就任的特朗普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在联合国坚定反对反以决议。“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甚至称特朗普就任总统为美国“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有感于特朗普对正统派的偏爱和赋权,向来对参与政治事务不太积极的超级正统派也很快成立了名为“犹太价值联盟”(CJV)的政治组织,开始在保守派媒体频频发声对抗自由派犹太组织,在绝大多数涉以议题上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这个组织在涉以议题和美国国内的社会政治价值观方面都与基督教福音派高度相似。伴随着特朗普政府逐步兑现涉以竞选承诺,代表犹太裔主流保守派的“犹太裔共和党联盟”(RJC)对特朗普的立场也很快发生了转变。在2016年3月,该组织领导人曾在媒体撰文,尖锐批评特朗普为偏执狂、骗子、恶霸、歧视女性等,宣布自己“永远不会投票支持特朗普”。但在特朗普政府展现对伊朗强硬立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同一位领导人称该组织成员为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感到颤栗(thrilled)。2019年4月,特朗普亲自参加了该组织年会,受到了英雄般的对待和颂赞。
在特朗普激起犹太右翼群体更积极参政的同时,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犹太自由派群体对美、以右翼势力则极力抗争。与其他美国自由派群体一样,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将特朗普胜选视为一个难以置信、难以接受的“悲剧性”事件。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和反民主倾向,被视为对他们根深蒂固的自由派核心价值观的威胁。他们尤其不希望由特朗普这种存在明显污点的领导人来主导美、以关系的强化。2019年夏的一项民调显示,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79%)赞同特朗普处理美、以关系,但美国犹太人却只有36%赞同。多年来,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色列一路右转,背离自由派所推崇的致力于和平与民主的锡安主义,已经使自由派美国犹太人深感不安。他们对特朗普时代美、以两国共同的“民主退化”和两国领导人“沆瀣一气”更加忧心忡忡。“犹太街”的立场在犹太自由派中非常有代表性。它已经成为民主党人展示对以立场的主要平台,也积极借助民主党推进其涉以政策议程。2017年2月“犹太街”的年度政策大会上,该组织领导人本•阿米以及其他与会自由派精英的演讲都将特朗普时代的来临视为“乌云压顶”的险境,呼吁支持者对特朗普即将推出的涉以政策进行“斗争和抵制”。2018年的年度政策大会上,本•阿米哀叹“全球自由民主的倒退”,并将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视为对民主的严重威胁。如果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组合在右翼亲以组织是“天作之合”,对于“犹太街”这样的自由派组织而言,简直就无异于“地狱”。 2019年开始,该组织还努力向公众揭示两者在对待民主、种族主义、法治等议题方面的相似性,并呼吁支持以色列的自由派美国人像挑战特朗普一样去挑战内塔尼亚胡。从2019年开始,该组织力推国会为对以援助设置条件。这一立场获得了以桑德斯为首的民主党进步派的支持和认可。2020年大选年,“犹太街”积极投身选战,支持参与国会两院和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为这些候选人提供发声平台,并首次模仿“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为所支持的候选人筹资,在民主党中东政策制定中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主流犹太组织,则努力在两党间走“钢丝”,坚持“中流”立场以保持两党支持。在右翼当权的情况下,该组织也注意不忽略、不过于疏远暂时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民主党。在年度政策大会中,该组织在安排发言者、讨论议题等方面尽量显示对两党精英“一视同仁”,维护向两党开放和平衡的形象。在国会就涉以议题推动重要立法时,该组织往往将两党的意见都考虑在内,或者优先选择那些体现两党共识的议程发力,如对以安全合作和援助、支持阿以和平对话等。对特朗普时期推出的一些明显脱离两党长期共识的政策动议,该组织往往持保留态度,但并不公然对抗。在定居点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公然将定居点建设合法化,而该组织对此种政策转向保持沉默。特朗普政府无视体现两党长期共识的“两国方案”,该组织则多次重申其对“两国方案”的支持。2019年夏,以色列以“反以”为由禁止两名穆斯林议员奥马尔(Ilhan Omar)和塔利布入境。此举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但却被广泛视为对民主党的公然冒犯。因此,“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也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自由派犹太组织一起,对以色列的举动罕见地公开提出批评。尽管该组织试图在两党之间维护一种微妙的平衡,但作为一个温和右翼组织,民主党进一步“左转”带来的“推力”和共和党积极争取犹太选民的“拉力”将其拉向右转,使维护“两党支持”日趋困难。2020年3月,该组织的年度政策大会受到桑德斯等民主党进步派的抵制和批评,进一步褪变成共和党的政治平台。共和党精英为打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纷纷在发言中将火力集中攻击桑德斯的“反以”,同时反复宣扬特朗普对以色列前所未有的支持。而该组织领导人在开幕致辞中将矛头指向桑德斯阵营,不点名地指责后者危害美以关系。
极化”环境下不同组织的不同立场,也往往体现在具体的涉以政策议程和人事任命的不同反应中。在特朗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涉以举措中,左、右翼犹太组织在绝大多数议题上都立场相异。在驻以大使任命问题上,改革派认为戴维·弗里德曼是党争和定居点运动的狂热分子,也缺乏外交事务经验,因此是驻以大使“错误”人选。而“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则称弗里德曼将成为美国历史“最伟大”的驻以大使。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迁移大使馆、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实施“极限施压”,受到了右翼组织的赞扬,也受到了包括“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主流犹太组织的支持,但“犹太街”、犹太教改革派、“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等自由派组织却持保留甚至批评态度。唯有反对“抵制以色列”(BDS)运动和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在犹太社团内部存在共识。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人推动的全球“抵制以色列”(BDS)运动因被视为裹藏了反犹主义,受到美国犹太组织的广泛反对。2019年3月,“反诽谤联盟”等组织向国会至公开信,支持国会通过两项拒绝“抵制以色列”运动的决议。签署者就包括“犹太教改革派联盟”和“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等自由派组织。“犹太街”对该运动也持反对态度。与阿联酋、巴林等国关系正常化,则实现了以色列长期以来的夙愿,支持者包括“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等在内的主流犹太组织,也包括“犹太街”这样的自由派组织。这也是主流犹太组织对这些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的“幕后外交”重要成果。正统派阵营也总体支持正常化,但也因兼并西岸定居点暂时受阻而不乏保留。
不同阵营的组织不仅在特朗普政府的涉以政策上各表立场,还不时为此破坏主流犹太组织倡导的“文明”交往规范而相互攻讦。“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价值联盟”等右翼群体与改革派相关组织之间敌意互动尤其频繁。自2017年“犹太价值联盟”成立以来,该组织一直赞扬特朗普的涉以政策,抨击民主党和自由派犹太组织的涉以立场。2017年3月,该组织严厉批评改革派领导人与阿巴斯会谈支持“两国方案”,称此举危及以色列人的生命。接着,该组织对“反诽谤联盟”的报告避免批评左翼严重不满,影射“反诽谤联盟”已经加入了“另类左翼”。11月,针对改革派的锡安主义组织将以色列和正统派与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相提并论,该组织加以严厉批评并要求收回此种“污蔑性”言论。2019年10月,该组织还抨击桑德斯、沃伦等民主党候选人拒绝参加“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大会,却占据“反以”组织“犹太街”的中心舞台大肆宣扬敌视以色列的立场。
 
四、双层“极化”:美以“特殊”关系变动的结构性因素
从奥巴马时期“危机”到特朗普任期的“亲密”,美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大幅度的变动。在这12年中,美以特殊关系发展的内、外条件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结构性变化。随着美国政党政治和美国犹太社团呈现出双层“极化”和中间势力萎缩的走势,面对一个右翼主导的以色列,长期以来美国两大政党的亲以“共识”受到严峻挑战,美国犹太社团对以“命运与共”之情也不再稳固。在双重“极化”环境下,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建制派亲以犹太组织维持其“左右逢源”地位变得更加困难。
第一、右翼宗教和民族主义势力成为新世纪以色列社会政治中的主导力量。新世纪以来,“曾经激发世界想象力的世俗、进步版本的以色列已经成为过去”。右翼势力持续膨胀,从政党政治格局、国家性质定义、外交安全政策和宗教多元性等方面,都推动以色列社会政治全面“右转”。而偏于进步主义、普世主义的中左翼势力则日渐式微。建国后主导以色列政坛三十年的工党在新世纪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党,不仅丧失执政地位,有时甚至需要为生存而战。利库德集团和宗教政党为主的右翼联盟则维持着强大力量,并承受住一次次来自中、左翼势力的挑战。自2009年至2020年,利库德党首内塔尼亚胡一直担任以色列总理职务,成为以色列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最久的政治家。右翼主导下的以色列对巴以和平进程和“两国方案”态度消极,在定居点问题上持扩张主义立场。势力进一步膨胀的正统派,还积极致力于维持和强化其在宗教议题上的特权地位,并将以色列进一步推向符合正统派愿景、奉行犹太教法的“犹太国家”。2018年7月19日,在以色列建国七十周年之际,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基本法: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该法首次以基本法形式规定了以色列的“犹太民族国家”属性及其具体内容,直言不讳地强调“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第二、“极化”情势下美国两大政党对以立场分化加剧,亲以“两党共识”已经严重削弱。
不同群体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族裔矛盾加剧、文化价值观裂痕加深、身份政治抬头,这些因素助推着新世纪以来美国政党政治的“极化”。左、右民粹主义在两党内部兴起、相互强化,并挑战各自党内的“建制派”,成为奥巴马时期以来明显加剧的趋势。
在特朗普任期,“极化”尤其变异为一种公开的运动和政府战略。特朗普出任总统短短4年,共和党就已经“特朗普化”了,甚至让建制派共和党人都感到陌生和困惑。而桑德斯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进步派对民主党建制派的巨大挑战,同样显示出千禧年一代年轻人助推着民主党急速左转。2018年中期选举后,在进步派草根运动的推动下,妇女、少数族裔和年轻人纷纷加入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进一步推动民主党向左转向。两党高层之间公开表达敌意、轻蔑,乃至相互羞辱,已经变得日益频繁。如2019年10月,特朗普在一次会议中当面蔑称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为“三流政客”,而佩洛西则称特朗普“精神错乱”(meltdown)。2020年2月,佩洛西则在众目睽睽之下,撕毁特朗普的国情咨文讲稿。两党选民相互之间的敌意也明显加深。2019年10月“皮尤”中心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与2016年底特朗普上台前相比,两党选民之间的相互敌意急剧上升。在各种各样的议题上,双方都很难找到共同点,就连何为“基本事实”也难达成统一。两党选民对自己党派成员的正面认知都明显上升,而对对方党派成员的负面认知和相互嫌恶上升。有83%的共和党人和79%的民主党人称与对方的关系“有点冷”或“很冷”,较2016年分别上升了14%和18%。此种高度的对立和极化,使得任何辩论都变成零和式的“部族战争”。弹劾总统、官员任命、移民、种族关系、政府关门、抗疫、国会山暴乱……,四年来,两党之间一幕幕的尖锐对抗在美国上演。国会几近功能性瘫痪,难有作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各种政治暴力频发,民主深陷危机,“合众国”已经成为一个“分裂国”、“憎恨国”。
对待以色列的立场和方式差异,也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依据党派立场政治化的特征。新世纪以来以色列的右倾化,使美国自由派日益感到陌生疏远,却更能唤起右翼保守势力的热忱。自奥巴马时期以来,热情支持以色列日渐从“两党共识”蜕变成一种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主的保守势力和共和党的现象。在对巴、以态度上,20年前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倾向于同情以色列人,但此后这种状况已经完全逆转。年轻的民主党党员对以色列的疏离感更加严重,竟有过半年龄在30岁以内的民主党员认为美国应该倾向巴勒斯坦人。桑德斯、沃伦、塔利布(Talib)等越来越多的进步派民主党精英甚至主张利用援助压以色列改变在定居点等议题上的政策。而共和党人往往给包括拜登、桑德斯在内的民主党精英贴上“反以”标签。特朗普任期短短四年,两党的对以立场差异进一步明显拉大。2017年初公布的皮尤民调报告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巴以冲突中表示“更同情”以色列的分别为74%和33%。短短一年后,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达到79%和27%。
特朗普种种全面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以及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政治联盟,在共和党内获得热情支持,却在民主党内受到批评和制衡。在长期以来美、以社会内部的“文化战争”、“身份政治”中,基督教和犹太教保守势力已经结成了声息相通、相互支持的反自由派联盟。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团队成员走马灯式地频繁变换,但始终充斥着大批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内部人”。其中,来自犹太教正统派和基督教福音派的成员尤其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亲以“营盘”。 库什纳夫妇(特朗普总统的女儿和女婿,白宫高级顾问),美国驻以大使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和国际谈判特别代表杰森·格兰布拉特(Jason Greenblatt)都出自犹太教正统派,而且都积极支持以色列的定居点运动。他们都深得特朗普的信赖,而且构成了涉以事务的核心团队。副总统彭斯、白宫最高战略家班农以及先后任职中情局局长和国务卿的彭佩奥则都出自福音派。一度出任国家安全助理的博尔顿则与高度亲以的新保守派关系紧密。除了这些高层官员外,博彩业巨头埃德尔森夫妇(Sheldon & Miriam Adelson)则是连接美、以右翼的另一个重要纽带。多年来,埃德尔森夫妇一直是美国共和党最重要的政治捐助者,为许多右翼组织和精英提供巨额资助。与此同时,他们也为以色列右翼势力慷慨解囊,投入巨资创办免费报纸支持内塔尼亚胡。
第三、犹太社团内部“极化”,对以立场分化替代了“命运与共”之情。
自新世纪以来,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的裂痕一直在加大,也日益呈现“极化”趋势。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以改革派为核心)群体之间教派人口结构趋于“哑铃型”、居住地的相互分离、社会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巨大鸿沟、政党政治立场的偏好分化、对一个右倾化以色列的立场差异,构成了美国犹太社团内部“两枝化”的复杂图景。
包括世俗主义者在内的犹太教非正统派群体,在一系列涉及性、性别等身份性议题上,迅速接受和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这些群体关注的重心重新从包括以色列安全在内的犹太特殊主义议程,转回自由派、进步派议程,如气候变化、国内民权和自由、贫富分化、国际人权事务等。长期以来,这些群体及其成员高度认同和支持民主党。千禧年一代非正统派犹太年轻尤其积极地投身进步派事业,成为桑德斯(本人为世俗派犹太人)式进步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热情拥幫。这些群体倾向于透过美国自由主义的棱镜来认知和评判以色列,期待以色列奉行“美国信条”,成为符合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中东民主“灯塔”。新世纪以来以色列的右倾化走向,与他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明显背离,也使各自教派在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限制。这种状况导致自由派犹太人中对以疏离和不满加剧,也提升了反制美、以右翼势力合谋的迫切性和焦虑感。2008年以来,对“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建制派亲以犹太组织不满的自由派犹太人向自由派锡安主义组织汇聚,导致“犹太街”(JStreet)的崛起。
以正统派为背景的保守政治势力崛起,也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一股潮流,接棒新保守派驱动着犹太社团保守化新浪潮。在美国的“文化战争”中,正统派犹太群体与基督教右翼形成联盟,共同反对美国自由派的世俗主义文化。在政党政治中,新世纪以来正统派犹太群体也明显向共和党靠拢。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现代正统派的参议员利伯曼以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与戈尔搭档参选。那时,大多数正统派犹太选民仍然投票支持民主党。但到2016年大选,54%的正统派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而保守派、改革派和世俗派则分别有60%、89%和78%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
特朗普任期导致美国犹太社团进一步“极化”。一方面,特朗普就任促成超级正统派参政热潮的来临。特朗普政府对犹太教正统派和其他犹太右翼精英的倚重,使正统派在政治核心层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关键联系人,参政积极性出现一次明显跃升,日益展现出与非正统派群体“分庭抗礼”的信心和雄心。“犹太价值联盟”的成立,正是正统派利用有利条件扩大社会政治影响的关键一步。超级正统派对特朗普的强烈支持,将正统派进一步拉向了右翼和共和党。尽管超级正统派也承认特朗普在道德上远非完美,但对民主党和进步派的恐惧和敌意,驱使他们视特朗普为“疯狂世界”中的最佳选择。特朗普政府前述涉以政策高度契合正统派关于“以色列地”、“应许之地”的宗教信条,使他们感到“梦想成真”。 2020年大选前夕的民调显示,美国正统派支持特朗普从2016年的54%飙升至2020年10月中旬的83%。另一方面,特朗普竞选期间以及当选后的一系列政策立场,如压制主流媒体、排斥外来移民,以及与白人至上主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使犹太人对反犹主义可能在美抬头忧心忡忡,导致非正统派犹太教团体的强烈反对。即使一系列高度亲以政策以及阿以关系正常化的重大突破,也没有改变非正统派犹太人对他和共和党的反感。
同为“亲以”犹太组织,但左、右翼之间矛盾和对立深刻,相互党同伐异、难以相容。“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是由50多个不同倾向的犹太组织共同组成的“伞型”组织,代表犹太社团就涉以事务对美国行政当局开展游说。在2014年4月底,该组织的右翼成员组织已经投票否决了“犹太街”的入会,导致改革派强烈不满。在特朗普时代,该组织内部左、右翼成员组织间恶斗不已,频频破坏成员组织不得相互贬损的规则。富有攻击性的“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与许多自由派成员组织之间一再出现相互控告的情形,“反诽谤联盟”等自由派组织甚至要求“主席联合会”将之驱逐。而 “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也于 2020年3月公开反对选任“希伯来移民救助会”领导人为“主席联合会”新主席。7月,该组织则向“主席联合会”提交114页的文件,对14个自由派成员组织提出控诉。
此种恶斗还越出了美国犹太社团。2020年正好是“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最高权力机构“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年。向来抵制锡安主义意识形态的美国超级正统派组建“圣地党”首次参加选举。在选举期间,领导“圣地党”的“犹太价值联盟"主席在媒体反复贬斥改革派和其他犹太教非正统派是“反对《托拉》”的组织,对“犹太传统”带来威胁。此举引起来自改革派的抗议和投诉。包括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内的进步派阵营在2015年所获北美选票高达3/2,但在本次选举中所获议席不到一半。超级正统派、现代正统派和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等右翼锡安主义势力,一举获得北美多数席位。其中,首次参选的超级正统派“圣地党”获得了15%的席位。在“圣地党”推动下,在“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占据微弱多数席位的锡安主义右翼,一反“世界锡安主义组织”长期以来的团结、包容传统,试图赢家通吃,占据所有重要职位。此举引起进步派阵营的强烈不满,改革派甚至威胁退出“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只有在内塔尼亚胡干预下,各派才达成了一个相对温和节制的重要职位分配协议,现实的分裂危机得以避免。
第四、“建制派的失败”: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内在裂变和危机
长期以来,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建制派”亲以犹太组织在美国政坛的强大影响,既出于美国支持和同情以色列的“两党共识”,也有赖于美国犹太社团内部支持以色列的共识以及不同组织之间的有效整合与协调。70年代中期,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埃拉泽(Daniel J. Elazar)曾提出美国犹太社团是独特的“政体”(Polity),可以被视为由600万人构成的“国家”(State)。但美国两党政治的深度“极化”,使得支持以色列不仅不再“理所当然”,有时还成为引发党争的议题。在伊朗核协议以及巴以关系和“两国方案”等重要议题上,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已经不复存在。日益“极化”和“碎片化”犹太社团也不再能轻易建构支持以色列的共识。这些因素导致全国性犹太组织的议程设定和共识构建能力都明显下降,就连领导性组织也难以赢得广泛共识和支持。长期以来以捍卫以色列安全和福祉为己任的亲以“建制派”组织面临内在裂变和危机。
鉴于“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主流犹太组织长期追随以色列政府立场的做法,一些中左翼和自由派犹太人开始质疑“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是否仍是他们信念的合适代表者,“挥别”该组织的自由派犹太人也不在少数。他们重新在“犹太街”等自由派锡安主义组织中找到政治家园。而犹太右翼势力则认为“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在支持以色列时不够坚定有效,从而转向更加亲以的“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犹太教正统派等更加强硬的右翼组织。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两党为顺利推行自身的涉以政策议程,都对美国犹太社团实行分化性的政策,依据党派利益和政治立场扶植不同的群体和组织。长期以来在美国政党政治和犹太社团内部“左右逢源”的建制派组织,由此往往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声势浩大的年度政策大会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展示强大影响力的关键平台。2020年,“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以预防新冠疫情为由,前所未有地取消2021年的年度政策大会。这其中也包含避免使支持以色列再次成为公开党争议题的顾虑。
 
余论
伴随着建制派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美以关系重新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美、以之间在安全合作上的关系仍然稳固。但拜登政府在伊朗核问题、巴以和平进程等领域的立场却与以色列主流立场存在明显分歧。如何管控分歧,如何避免美以关系在美国高度“极化”环境下成为党争议题,再次成为两国政府和美国犹太社团面临的重要挑战。拜登当选,必将导致左、右翼犹太亲以组织参与相关政策议程的环境钟摆式的大幅转换。右翼势力将被明显边缘化,而“犹太街”等自由派组织在华盛顿的影响将再次跃升。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建制派组织,重新成为两大阵营力争的关键,并回归华盛顿政治角斗场。
右翼势力在以色列社会政治中的优势地位仍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美国政党政治以及美国犹太社团都日益深陷“极化”而难以自拔。两党轮替也往往导致美国钟摆式的“左右摆动”,并带动犹太群体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在亲以游说中“此起彼伏”。伴随着美、以之间右-右组合和左-右组合的轮替出现,美以关系难免出现“亲密”和“困难”(甚至“危机”)之间的转换。如何保持两党亲以共识,也成为亲以犹太组织的长期难题。美、以两国在社会政治领域相互高度嵌入,彼此之间的战略纽带和安全合作仍然稳固,但美以“特殊”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双层极化”的深刻影响而变得更加复杂、动荡。
(转引自《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3期。作者汪舒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作者张忆南,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因篇幅所限,本刊将原文中的注解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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