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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犹太难民中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

时间:2022-01-19 12:57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
岗特·诺贝尔(Gunter Nobel)和 基尼亚·诺贝尔(Genia Nobel)[1]
 
我(岗特·诺贝尔)1933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纳粹上台后,大批德共党员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我也于1937年被捕。此后,我和夫人基尼亚·诺贝尔历经千难万险,终于逃离德国,来到了避难地上海。1938-1939年间,在我来到上海前后,不少德国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也逃离纳粹魔掌来到了上海,我认识的就有上百人。当然,实际人数还要多得多,但可能我不认识他们。 你知道,当时德共和左翼政党的成员在德国处于地下状态,如果是犹太人更要万份谨慎,因此许多人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到上海后自然也互不认识。
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环境后,我们一些互相比较熟悉的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开始经常聚会,在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并交流信息,逐步形成了一个反纳粹地下小组。我们小组的成员大约有20—30人,都是犹太难民。为什么说20—30人,因为成员并不是固定的,有的人是中途加入的,有的人是参加了一段时间后离开的,还有的人仅参加了几次活动,当然大多数人是自始至终参加活动的。小组虽然具有强烈的反纳粹立场,但没能与德国的反纳粹地下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也难以开展反对德日法西斯的抵抗活动,主要是组织学习和交流信息。
不过,小组的某些成员自己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关系。如小组的创建人汉斯·希伯是著名记者,德共党员,后来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于1941年11月牺牲在山东的抗日战场。中国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文上铭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这几个大字。 汉斯·希伯的遗孀格图德·罗森伯格(Gertrude Rosenberg)是宋庆龄的亲密战友,在希伯牺牲后继续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小组的领导人之一瓦尔特·祖列克(Walter Czollek)也通过参加中国革命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Jacob Rosenfeld)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小组的核心人物汉斯·克尼格(Hans Konig)等5人与苏联建立了联系,其中也包括岗特·诺贝尔的夫人基尼亚·诺贝尔。他们后来为苏联塔斯社工作,积极向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还有一些人,虽然我不太熟悉,但也应提一下。博索尔德·玛纳斯(Berthold Manasse)是德国共产党在柏林的一个支部书记,在纳粹上台之后他便被关入了集中营之中。玛纳斯被释放后于1939年4月抵达上海,随即积极投入了上海犹太人中的左翼运动。海因茨·吉尔兹布(Heinz Grzyb)也是一位德共骨干成员,他对于上海犹太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经生活了多年,并与中国共产党以及靠近上海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还在上海发展了一个包括八至十名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并以很高的政治水准对其加以训练。
直到1941年6月,上海犹太共产主义团体的任务仍然是以发展队伍以及为成员提供教育为主,他们也为从上海返回欧洲后能立即投入到有效工作之中做了充分的准备。德国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政治局势,这一事件促使上海犹太难民中的左翼团体成员通过口头讨论和写作等多种形式表达了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即纳粹在战争开始时的胜利只是其最后崩溃的前奏。苏联塔斯社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广播站。自1941年夏末,塔斯社开始以四种语言(俄语,英语,中文,德语)播报重要信息,例如前线的每日战报,反希特勒同盟领导人的演讲,军事和政治形势分析,战争进程评论等等。来自德国的犹太共产党员积极参与了德语节目的录制工作。我们小组的汉斯·克尼格还为塔斯社撰写了一些关于政治、军事事件的评论,其中的一些文章由于观点独到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得以多次播放。
包括岗特·诺贝尔在内的不少共产党员也试图向苏联驻沪领事馆申请加入苏联红军以抗击法西斯,但这些请求由于犹太人的敏感身份以及当时复杂的环境而被苏联方面拒绝了。
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限制,当日本于1941年12月完全占领上海后也没有关闭苏联广播电台。但是在1944年底,由于盟军的不断胜利,日本首先限制之后又封锁了所有的广播。在广播电台被关闭之后,那些曾经为其工作的员工都受到了日本秘密警察的严刑拷打。
1943年进入虹口隔离区后,我们小组继续进行定期聚会,交流盟军取得胜利的好消息。我找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因此可以凭通行证出入隔离区,经常比别人更早得到最新的消息。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和希特勒死亡的消息传来,我们欢欣鼓舞。 8月6日,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消息在上海流传,我感觉日本人完蛋的日子即将到来。那天,充满喜悦的我没有佩戴犹太人标志便走出了隔离区,结果碰上了具有反犹情绪的白俄民兵,被他们抓起来关进了监狱。虽然监狱的情况极糟糕,但几天后日本人便投降了,我们都获得了解放。我总共在监狱中呆了不到十天。
从最早的犹太共产党员来到上海至1947年末,尤其是在日本对盟国宣战的1941年以及上海犹太隔离区建立的1943年,上海犹太难民中左翼分子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是在地下环境下秘密进行的。尽管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秘密警察密布街头,且有很多犹太难民为共产党员和左翼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帮助,但十分幸运的是,上海犹太难民中共产党和左翼团体的活动却始终没有被发觉,也没有一位成员因为左翼团体政治工作的缘由而被逮捕。
1945年9月后,纳粹大屠杀的可怕内幕不断从欧洲传来,令我们十分震惊。与大多数在华犹太难民不愿再回欧洲定居不同,我们这些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还是想回德国。我们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社会主义的新德国,在中国的避难生活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信念。以我们小组为核心,近300名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汇聚在一起,经过反复磋商,决定返回德国。
1947年8月,我们告别了上海和中国人民,踏上了返国之途。1947年8月21日,我们295名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及其家属抵达柏林。我们是来华犹太难民中极少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返回前民主德国的数百人群体。在柏林车站,我们受到了盛大的、热烈的欢迎。
我们回到了饱受磨难的德国,积极参加到民主德国的建设和外交事业中去。岗特·诺贝尔先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经济部、教育部工作,还担任过民主德国驻瑞典代表处代表、参赞等工作。德国统一社会党承认柯尼克等人(也包括基尼亚·诺贝尔)为苏联塔斯社工作时期的党龄。柯尼克后来出任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中国领导人经常向他提起他战时在上海避难的那段经历。基尼亚·诺贝尔的中文比岗特·诺贝尔好得多,后来多次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与民主德国领导人会谈时担任翻译工作。
1988年,邓小平同志邀请曾参加过中国革命的德国共产党老同志再访中国,我们两人也有幸参加了这个访华团。时隔41年,我们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上海,会见了许许多多曾经共同战斗的老朋友、老战友、老领导。我们参观了许多地方,为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非常高兴。作为在上海度过8年时光的难民,我们找到了战时在上海住过的老房子,见到了虹口隔离区的老邻居。
1997年8月21日,我们这些前上海犹太难民在柏林集会,纪念我们从上海返回柏林50周年,我们非常高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能参加这次活动并作讲演。
50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度过的时光,永远感激中国人民的救助之恩。
 
(转引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汇编:亲历记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103-109页)
 



[1] 岗特·诺贝尔和基尼亚·诺贝尔夫妇都是犹太人,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纳粹上台后受到迫害,来到上海避难,积极参加了上海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的地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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